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这位自小浸在儒家典籍里的改革者，从不是只会空谈“修身齐家”的腐儒。年轻时在鄞县做知县，他常挽着裤脚走进稻田，指尖划过稻穗的纹路，对老农说：“救天下，得先让谷仓里有米。”那时的他，眼里装着的是“治财以治国”的蓝图，手里攥着的是均输、青苗法的草稿。 神宗曾拍着龙椅对他说“朕与卿共治天下”，可旧党御史的奏章很快堆满了御案，欧阳修在滁州严禁青苗法推行，连深宫里的曹太后都垂泪念叨“安石要乱天下”。他以为凭着神宗的支持就能扛住风雨，却没料到最疼的刀来自身后——亲手提拔的吕惠卿，为了自保把私信呈给皇帝，说他“欺君罔上”，还把弟弟王安国拖进案子里，最终王安国贬谪外地，客死他乡。 第一次罢相时，新法阵营像被冰雹砸过的麦田；重归相位后，他望着朝堂上争吵不休的官员，忽然发现神宗的眼神里多了犹疑——帝王的动摇，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比这更沉的打击是长子王雱的离世，那个被誉为“小圣人”、与他共编《三经新义》的儿子，因与吕惠卿斗法失利，愤懑叠加旧疾，年纪轻轻就咽了气。老年丧子，让他第一次尝到“天下”与“家”同时碎裂的滋味。 1076年深秋，他再次上表请辞，神宗批了“允”。离开汴京那天，城门的石狮子冷眼看着这个曾搅动朝局的人，骑着瘦马消失在官道尽头——此后半生，他再没踏回这座权力之城。 江宁城外的荒地，被他改成了园子。引水造池，盖几间草屋，取名“半山园”，恰在城门与钟山之巅的中间。有人说这名字像他的处境：变法走了一半，人生也卡在半山腰。园子里没有高墙，远远望去像个乡下客栈，他常穿件洗得发白的布衣，戴顶旧草帽，骑头老毛驴在田埂上晃悠。 遇到扛着锄头的老农，他就停下来唠嗑，听他们说“今年青苗钱总算没被吏员克扣”，或是“保甲操练耽误了收麦子”。有孩童笑他衣衫打补丁，他低头摸摸袖口，咧嘴一笑，露出被岁月磨黄的牙齿。退隐的他，真的把一切都放下了吗？ 卧病在床时，他仍撑着坐起给神宗写信，字里行间是“边镇粮草需严查”“募役法不可轻动”。神宗临终前读着这些奏疏，叹道：“介甫到死，心里装的还是君身社稷。”后来他把半山园捐给寺院，成了报宁寺的香火地，自己搬到寺旁小屋，成了皇帝钦赐寺院的“租客”——昔日权相，如今与僧人作伴，晨钟暮鼓里，倒比在朝堂时睡得安稳。 直到哲宗亲政，高太后启用司马光，新法像被秋风扫落叶般废去。听到青苗法停了，他沉默着给茶杯添水；保甲法罢了，他望着窗外的竹子发呆；传到耳朵里“募役法也要废”时，这个自称“心死”的老人猛地拍了下床板：“那是与先帝推敲两年的法子——无一处不周全！”喊完又苦笑，“废了也好，省得再吵。” 1084年的江宁，苏轼来了。两个曾在朝堂上针锋相对的人，在半山园的茅屋里相对而坐。王安石骑驴去迎，布衣沾着泥点，苏轼忙整衣冠，他却摆手：“礼岂为我辈设哉？”一个月里，他们不谈新法旧制，只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平仄，说《字说》里的“新义”。苏轼临走时叹：“从公已觉十年迟。”他送出门，逢人便夸：“不知几百年，才有此人物。” 1086年冬，钟山脚下的雪落满了他的草屋。病逝时，身边没有金银，只有一摞没写完的奏稿，和儿子王雱的旧物。司马光在京城听说了，提笔写下：“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政见是政见，人品是人品，这或许是士大夫最后的体面。 如今报宁寺的香火依旧，半山园早已湮没在禅院里。但那个骑驴走在田埂上的身影，那个拍床叹“无一处不周全”的老人，却像根刺，扎在“理想与现实”的缝隙里：原来所有改革者，都得学会在半山腰上，既仰望星空，也低头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