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女知青张菊芬热恋时，男友哀求说：“你就把身子给我吧，我会对你负责！”谁料，发生关系不久，男友就抛弃了张菊芳，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是一个承诺比草还轻，名声比山还重的年代。 1969年的风从黄浦江一路吹到了黑龙江的纳河，裹挟着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对于19岁的上海姑娘张菊芬来说，这阵风不仅吹粗了她曾经在工厂里骑车上班的白净皮肤，更吹散了她关于爱情的所有幻想。 在这片被冰雪覆盖的黑土地上，一个叫朱林的男知青，成了她这辈子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村东那条在这河边的小路上，在那些除了风声就是心跳声的夜晚，朱林呼吸急促，用那个时代男人惯用的“负责”做筹码，向张菊芬索取了她最宝贵的东西。他说会娶她，说这里太冷，但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回城的日子总会有的。 没过多久，因为家庭背景和工作调动的机会，朱林突然变了一副面孔。在公社的后门，或者是连队的某个角落，那个曾经在此时此刻信誓旦旦的男人，眼神闪躲，指尖的烟雾缭绕着他的怯懦。他抛出了那个无数负心汉都用过的理由：“家里的安排，我不也违抗不了。”随后，便是彻底的冷处理，甚至有传言他已经转投另一个连队，和别人有了婚约。他转身离开时带起的尘土，大概是他留给张菊芬最后的念想。 此时的张菊芬，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在那个把“作风问题”看得比命还重的环境里，未婚先孕足以毁掉一个女人的所有。 往昔那年，冬日宛如一位徘徊不去的迟暮旅人，脚步拖沓而迟缓。那漫长的时日，似是被岁月有意拉长，寒意在天地间久久盘桓，迟迟不肯退去。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张菊芬的世界塌陷了。她不敢写信告诉远在上海的父母，更不敢去正规医院声张。 流言如野草般肆意疯长，往昔的好友姐妹渐生疏离。曾经的亲密无间已然不再，唯有那背后指指点点之声，如鬼魅般如影随形。她曾试过极端的土办法想结束这一切，但指尖触碰到腹中微弱的蠕动时，那份母性的本能让她心软了。 为了躲避风头，也为了保住孩子，张菊芬像个过街老鼠一样搬出了知青点。幸得村里一位好心的老支书或者王大娘伸出了援手，将她安置在一处废弃的破仓库或是老土坯房里。那些日子，张菊芬在烂泥地里干活，手指被粗糙的麻绳和冻土磨得全是血口子，到了晚上还要在这个四处漏风的避难所里，帮人搓草绳换取一点微薄的口粮。 1971年的春天，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伴着初春还未消散的寒意，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张菊芬看着孩子，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她为孩子取名“张淑凤”，饱含期许。在她心中，这孩子恰似灵秀凤凰，能挣脱苦寒之地的枷锁，于广阔天地间自由翱翔，开启崭新人生。 然而，她一个未婚女知青，在这个集体主义森严的环境下，根本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和资格。如果不把孩子送走，等待母女俩的将是无穷无尽的批斗和羞辱。 在巨大的痛苦中，张菊芬做出了此生最后悔的决定。她怀抱着尚在襁褓的女儿，心中满是不舍。最终，为了女儿的未来，她狠下心将其托付给当地一户淳朴善良的农家。交接的那一刻，那扇关上的木门，仿佛把她的心也一并夹碎了。 1977年，如汹涌波涛般的知青大返城浪潮席卷而来。那浪潮携着知青们对故乡的眷恋与对新生活的期许，浩浩荡荡地开启了一段特殊的时代篇章。张菊芬恍若挣脱一场可怖梦魇，匆匆踏上归程，急切的脚步终于在上海的土地上停驻。她长舒一口气，好似将所有的惊惶与不安都遗落在了身后。她再度踏入工厂，开启了宛如常人般的生活。 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不久后，儿子张文斌呱呱坠地，为她的生活增添了别样的温馨。在家人和邻居眼里，她是一个普通的上海阿姨，只有她自己知道，在每一个听见汽笛声的深夜，她的灵魂都还游荡在那个让她痛不欲生的北大荒。她无数次站在黄浦江边，望着北方的天空发呆，而在遥远的黑龙江，那个叫淑凤的女孩，也常常在放学后望着村口的路，那是通往上海的方向。 女儿张淑凤是在养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但血缘的羁绊从未切断。从邻居的闲言碎语中，她拼凑出母亲是“上海知青”的模糊画像。直到2004年，已为人母的张淑凤终于鼓起勇气，拿着微薄的线索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 然而，在这茫茫人海之中，世事恰似沧海桑田般变幻莫测。人潮涌动里，多少故事被岁月悄然掩埋，多少情感在变迁中消散无形。张菊芬当年的老住址早已变成了一栋冰冷的商用楼，那个地址背后的人，像那个年代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夜，张淑凤在黄浦江边哭干了眼泪，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生母张菊芬，其实也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因为积郁成疾，身体每况愈下 当大门缓缓打开，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是她的舅舅张文斌。刹那之间，仿若时间静止，世间的喧嚣都戛然而止。原本心中如星辰般闪烁的希望，在这一瞬，如坚冰般骤然凝固，再难有分毫流转。舅舅含着泪告诉她，母亲张菊芬因为长期郁结于心，早在2004年——也就是张淑凤第一次去上海寻亲的那一年，就已经带着无尽的遗憾离世了，终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