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通过审批之后，就搬离了原来的住址。没有想到，搬到新家后，纪登奎在看电视新闻时，发了一次很大的脾气！ 纪登奎从小在山西武乡长大，那地方穷山沟，1923年出生，家里农民出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三岁那会儿，日本鬼子打进来，他跟着抗日队伍混，第二年就入了党，从基层干起，风里雨里扛枪打仗，慢慢积累经验。解放战争时，他已经管着团级事务，主要抓宣传和组织，亲眼见识过多少牺牲，才换来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代初，调到河南许昌，负责地方宣传，管着土地改革和合作社那些事。1951年，毛泽东南下巡视，火车停许昌，他有机会上去汇报，当场说清本地粮食收成、乡村变化和农业社情况，汇报得有板有眼。毛泽东问他工作上有没有失误、杀过人没，他也没藏着，直说过去冤枉过别人，也错杀过，形势紧急时难免。结果，这份实诚让毛泽东看重，没多久在全国宣传会上公开表扬他。二十八岁，他就当上许昌地委书记，管十七个县，年纪轻轻就挑大梁，在当时算得上快马加鞭的升迁。 后来，他去洛阳矿机厂当党委书记，那厂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1958年提前投产，他抓得紧，生产效率高。接着升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1963年还兼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和军分区第一政委。1965年，又去商丘地委当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候补书记。整个过程，他一步步从地方爬到省里，靠的就是实干和对政策的执行。六十年代末，从河南调北京，进中央机关，先后管组织宣传和国务院业务组那些活。1973年，十大上进政治局委员，1975年当国务院副总理，还管中央政法小组和保密委员会。那些年，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他出力不少，抓农村工作、政法事务，处理过不少棘手问题。话说回来，到1970年代末，他觉得精力跟不上了，思路也变慢，时代变化快，他自知不适应。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开着，五十七岁的他递上辞职信，和汪东兴、吴德、陈锡联一块儿请辞。中央批了，免去所有职务，但待遇按正部级走，以后有事还可能找他商量。他收拾东西，从西单附近的老院子搬走，去了内务部街一个安静地方住下，本想就这么清闲度日。 搬家后没多久，有天晚上他打开电视看新闻，那时候黑白机，节目有限，主要播国内动态。看到一半，屏幕上放出一条贪污案，官员挪用公款，金额不小，手段还挺隐蔽，牵扯多个部门，国家损失大。纪登奎一看，火气上头，拍桌子响得震人，骂那些人是蛀虫败类。家里人愣了，他平时退下来后脾气挺稳的，这次却压不住。原来，这事戳到他痛处，他一辈子最恨腐败，从革命年代起就把廉洁当命根子守着。在位时，出差办公费能省就省，一分钱都想着用到国家急需的地方，从不沾公家便宜。看到电视上那些人中饱私囊，他自然忍不住发作。这股火气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积累了一生的原则。他早年经历过战火，知道胜利多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后，更明白权力是人民给的，手里钱得用在刀刃上，帮老百姓解决问题。那些年，他带出的风气也正派，身边人学着他的样子，办事讲良心，分得清公私界限。 退下来后，日子简单了些，他还关注国家大事，读报纸，偶尔和老同志聊聊。1982年底，安排他去国家农委和农村政策研究室，当顾问，1983年起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级别没降，继续给农业政策出主意。那些年，他调研农村，写报告，提建议，帮着推动改革。身体本来就不是铁打的，操劳几十年，渐渐扛不住。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突然心脏病发作，抢救不过来，去世了，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