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刚改编为高射炮一师副政委的李大清，申请回家探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通讯员踏上返乡之路。 吉普车在河北平原的土路上颠簸，扬起一阵阵黄色的烟尘。李大清坐在副驾驶，手臂搭在摇下一半的车窗上。他离家已经整整十二年，一九三八年那个夜里翻出后院土墙的时候，母亲压低的哭声好像还粘在耳膜上。 如今回去，身上是崭新的军装，口袋里揣着师部特批的二十块银元，可他心里那块地方空落落的，说不上是近乡情怯，还是别的什么。 路越来越窄，车开不进去了。李大清让司机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自己带着三个人步行往里走。正是晌午，村子里却静得反常。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躲在半塌的土墙后面偷看，眼睛很大，眼神木木的。 一个通讯员下意识去摸腰间的干粮袋，被李大清用眼神制止了。他认出来了，那堵墙后面，原本是堂叔李老栓家的院子。 果然，快到自家院门时，一个佝偻的身影从隔壁挪出来，颤巍巍喊了一声：“是大清侄儿？”正是李老栓，可李大清几乎没认出来。记忆里能扛起两袋麦子的壮实汉子，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披着件破成絮的夹袄，在初秋的风里瑟瑟地抖。 家里也没好到哪里去。三间土坯房比记忆里矮了一截，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母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眼神已经有些浑浊，盯着他看了好半天，才猛地站起来，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在他崭新的军装上擦了擦，最后只敢抓住他的手腕，眼泪顺着深如沟壑的皱纹往下淌，嘴里反复念叨：“回来就好，人回来就比啥都强。” 父亲去年冬天走了，冻的，也是饿的。大哥前年跟队伍走了，再没音讯。村里这些年，饿死的、逃荒的、被抓了壮丁的，少了近三成人口。饭桌上，母亲端上来的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配一碟黑乎乎的咸菜疙瘩。警卫员和通讯员默默把自己那份硬面饼子掰碎了泡进粥里。 李大清口袋里那二十块银元，突然变得烫手。他原想着能给家里盖间像样的房，扯几匹布，如今看来，这点钱得掰成八瓣儿花，先得让眼前这几口人，还有隔壁的堂叔一家，把这个冬天熬过去。 夜里，他和警卫员挤在从前和大哥睡的土炕上。警卫员是个机灵的小伙子，憋了半天，小声问：“副政委，咱部队上不是说，新中国成立了，好日子就来了吗？”李大清没立刻回答。他看着糊了报纸的窗户外头黑沉沉的天。 是啊，天亮了，可光照到这些最偏僻的角落，让泥土里长出足够的粮食，让破屋里升起实在的暖意，还需要时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他想起临行前师长拍着他肩膀说的话：“回去看看，看看咱们打仗到底是为了啥。” 不是为了胸口的一枚奖章，也不是为了衣锦还乡的那点虚荣。是为了眼前这些枯瘦的手，浑浊眼里那点好不容易重新亮起来的微弱的光，是为了让李老栓这样的乡亲，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挺直腰杆吃饱饭。这念头像一颗钉子，把他心里那块空落落的地方，稳稳地钉在了实处。 回程的路上，李大清一句话没说。他只是更紧地攥住了那份请乡亲们按了手印的情况说明，粗糙的纸张边缘硌着手心。 这份报告，他要亲手交上去。高射炮能保卫城市的天空，而土地上的生活，需要另一场更细致、更艰难的“耕耘”。他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