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1926年9月，布劳恩再次被捕，关进莫阿比特监狱，接受日常检查。1928年4月11日，在同志包括他的情人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协助下，他成功越狱，逃往莫斯科。在苏联，他加入共产国际，进入列宁学校学习，讨论理论。随后，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毕业，参与战术模拟演习。1932年，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从那里转到上海，处理军事事务，1933年底抵达瑞金苏区，化名李德，融入领导层。他的苏联军事背景使他偏好阵地作战方式，但在国内战场上不适应。面对国民党围剿，他的战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陷入困境。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失去指挥职位，仅剩顾问身份，但他跟随红军完成长征，是唯一全程参与的外国人。长征过程中，红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自然环境的考验，李德作为顾问提供战术建议，但他的早期决策已被视为导致初始损失的原因之一。 1939年夏，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公开审查，焦点集中在他在中国六年期间的军事表现，特别是阵地战思路导致的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损失。审查中，有人列举红军在战场上因坚守阵地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具体事例，如部队被包围的战斗。李德辩解说，他根据苏联经验制定策略，国民党拥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红军本就面临严峻挑战，他的计划虽未奏效，但目的是支持革命事业。周恩来在审查中发言，指出李德从远处前来加入中国革命，与同志们共同经历长征，错误存在，但不能全部归咎于一人。其他中国代表如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也提供证词，描述李德在长征中的表现。周恩来的发言使监委成员讨论后宣布决定，李德存在过失，但免除处罚，主要责任由中国共产党承担。这个结果在当时苏联大清洗时期显得意外，许多外国共产党员返回后面临严惩，李德的平安可能与周恩来的理性陈述有关，后者强调从失误中吸取经验，避免单纯追责个人。审查过程持续数小时，结束后李德留在苏联。 审查结束后，李德从1939年起在莫斯科外国语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翻译，处理俄文到德文的转换工作。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转为政治教员，对俘虏的德国军官开展教育，使用化名瓦格纳，在营地讲解政治内容，帮助转向忠诚。后来，他对日本军官做类似任务，组织小组讨论。1946年至1948年，李德在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反法西斯中央学校讲课，指导学员阅读政治文献。随后，他返回出版社，继续编辑任务，每天处理文件。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李德获准返回东德，结束近三十年的流亡生活，抵达东柏林。在东德，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列宁著作的德文出版，整理章节。从1961年至1963年，他担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秘书，推动文学活动。之后转为退休状态，从事俄文到德文的自由翻译。 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复杂，他的军事决策确实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反围剿惨败和长征早期困难与他相关，但他作为外国人，离开故土参与革命，并完成长征，这份投入值得注意。1933年抵达中国后，李德与博古、周恩来合作，推行苏联式军事策略，强调阵地防御和大规模进攻，这在国民党优势兵力下导致红军多次挫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李德虽失去实权，但仍提供顾问意见。长征中，红军穿越河流和山地，李德的坚持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奉献精神，但他的战术选择被视为脱离中国实际。1939年审查免除其处分后，李德在苏联避过大清洗，继续革命工作。二战期间，他对战俘的教育任务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宣传策略。返回东德后，李德的学术和文学贡献延续了他的政治生涯。 1964年，《新德意志报》披露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身份，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中国札记》，回忆长征经历，该书于1973年出版，译成多语种。回忆录中，李德描述了中国革命的内部冲突，强调长征的战略意义，但也辩护自己的军事观点。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的资料来源，尽管一些观点被视为自辩。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度假时去世，遗体运回东柏林安葬。他的生平跨越德国、苏联和中国，体现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