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在晋察冀的战壕里，手术灯的光晕随着炮弹的震动摇晃，白求恩抬手抹掉溅在手术单上的尘土，镊子精准地夹起针线——这是1938年深秋，离前线不到三里地的临时手术室，他刚完成当天第17台手术。 后方医院派人来请他转移到安全地带，他却指着手术台上昏迷的伤员：“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只要我还能拿手术刀。”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炮火中镇定自若的医生，本可以在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里享受鲜花与掌声。作为享誉欧美的胸外科专家，他的医学论文曾登上顶尖期刊，医学博士的头衔足够让他在任何发达国家过上优渥生活。 但蒙特利尔医院的经历打碎了这种可能：他见过工人因工伤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残疾，见过贫民窟的孩子在寒冬里蜷缩着死于普通肺炎，那些场景让他在日记里写下：“医学如果只为少数人服务，那它连手术刀都不如。”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的炮火让他看到了更直接的苦难。他放下手术刀，带着自己设计的流动医疗队奔赴马德里，在断壁残垣中搭建手术室，三个月救治上千名反法西斯战士。也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清晰了自己的使命：医生的战场，不只在医院，更在苦难最深的地方。 1937年，宋庆龄先生通过国际援华组织发出的求助信，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他。那时他正在北美为西班牙募捐，看到“中国抗战伤员缺医少药”的字眼，当即决定：“法西斯是全人类的敌人，中国的战场，也是我的战场。”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他带着药品和医疗器械辗转万里——跨过大西洋，经欧洲、苏联，最终抵达延安。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指着自己磨白的白大褂：“图的是这袭白衣，配得上‘医生’两个字。” 在晋察冀，他拒绝了后方医院的软床，把手术室扎在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除了做手术，他还把医学经验写成《外科手术图解》，手把手教战士们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那些被他戏称为“战场保命三招”的技术，后来在无数次战斗中救了人命。 那个年代，不少西方人对中国抗战抱有偏见，有人劝他“何必去一个落后的战场”，他却指着自己设计的便携式手术器械箱：“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是我的战场。” 1939年11月，临终前的他躺在病床上，写给聂荣臻元帅的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惦记着“未完成的医疗计划”和“等待救治的伤员”。 他走后，那些被他教过的八路军医护人员，带着他的手术器械和手册，在各个战场续写着生命的故事。 很多人说他“伟大”，但或许我们更该记住的，是他作为普通人的选择——在认清世界的苦难后，依然选择站出来的勇气；是他用一生证明的：真正的高尚，从来不是神话，而是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