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大师”的标签：当我们重新审视胡适 你有没有在短视频里刷到过这样的画面？一段悲情的音乐，几张民国老照片，中间赫然一行大字：“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评论区里，“大师风骨”、“人间清醒”的赞叹刷了屏，流量和点赞一路飙升。 这几乎成了我们时代一个荒诞的缩影。我们对复杂的历史失去了耐心，转而消费被精心剪辑的“语录”；我们不愿深究一个人的全部，却热衷于膜拜一个被包装好的“人设”。而“胡适”这个名字，正是这场文化消费中最闪亮、也最值得警惕的一个符号。 今天，我们不妨就听从胡适先生自己的建议——少谈点抽象的“主义”，多研究点具体的“问题”。 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胡适本人，是他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究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当短视频将他的“五鬼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奉为圭臬时，它们恰恰忘记（或故意忽略）了，胡适本人及其所代表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自卑，或许正是那只最隐秘、也最危险的 “第六个鬼”。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几个冰冷的“病例”： * 病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国难当头，胡适给政府要员开的“药方”是什么？他的建议是：承认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以换取和平。 他的原话更为冷酷：“东北已失，不如顺水推舟。”这“顺”的是侵略者的战船，“推”的是三千万同胞的家园。在国土被撕裂的剧痛时刻，一位被尊为“大师”的学者，第一反应竟是“算了，给他吧”。 * 病例二：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情绪高涨。 胡适却致信蒋介石，献上“高见”：“日本掠夺五十年，我们可继续剿共五十年。” 这等于是说：外贼可以请进门来随便抢，我们先关起门打自家兄弟。这种“开门揖盗”的逻辑，连当时许多国民党人都无法忍受，元老程潜曾当面痛斥其为“汉奸”言论。 * 病例三：南京沦陷，三十万同胞罹难。 就在这举国悲恸、山河泣血的时刻，胡适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什么高论？他说：“感谢中日学者未被政治事件干扰……都应聚在一起，用科学方法讨论。”言下之意，国难、屠杀，别影响我们“高雅”的学术交流。 这番言论，连日本代表都顺势接过，用来为侵略辩护。蒋介石在日记中愤然评价：此人“无国家观念”，是“文化买办”。 这就是被奉上神坛的“清醒大师”在民族最危急关头的“清醒”选择。他的“清醒”，在于永远能精巧地计算个人名利与国际声望，哪怕代价是祖国的尊严与鲜血。 那么，他学术上的“牌坊”又是否牢固？所谓“白话文之父”的神话，更像一个摘桃子的故事。早在明朝，《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巨著中鲜活泼辣的白话，就已响彻市井茶馆，其语言生命力远超胡适生涩的《尝试集》。他并非开创者，更像一个忽视自家珍宝、却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的“代购者”。他晚年甚至贬低《金瓶梅》等文学瑰宝“不值得研究”，这种对自身文明根脉的轻蔑，正是“第六个鬼”——文化自卑——的典型症状。 讽刺的是，胡适诊断的“五鬼闹中华”，恰恰被他不看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以史诗般的实践逐一消灭： * 灭疾病： 赤脚医生遍及乡村，爱国卫生运动横扫瘟神，人均寿命从35岁（1949年）飞跃至65岁（1976年）。 * 灭愚昧： 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展开，义务教育普及，文盲率从80%以上急剧下降。 * 灭扰乱： 结束了百年战乱与割据，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 * 灭贪污： 以雷霆之势整肃吏治，重塑了政治生态。 * 灭贫穷： 通过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奠基，为摆脱积贫积弱打下了坚实根基。 历史给出了最终的答卷。当胡适在1949年选择离开，并最终在海外因思想“不再新鲜”而陷入困顿时，他所推崇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训诫，在旧中国血与火的问题面前，显出了它的苍白与无力。对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不去讨论救命的手术方案，却执着于研究他为何有头皮屑，这并非清醒，而是冷漠与逃避。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胡适，不是为了单纯地“鞭尸”，而是为了对我们自身文化心态的一次“捉鬼”。那个幽灵般的“第六个鬼”——文化自卑——依然可能徘徊。它暗示我们：即便强大了，骨子里仍是“土”的；即便创新了，思想上仍需“西方大师”的启蒙。 是时候彻底驱逐这个幽灵了。 真正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我们自身历史全面而清醒的认识：既看到明朝白话文里奔腾的民间活力，也看到新中国用短短二三十年创造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在对任何“大师”的匍匐崇拜里，而在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复杂，勇于传承真正的英雄血脉，并坚信——中国道路，能够也必将解决中国的问题，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更加光辉的未来。 这份自信，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也是对未来最坚实的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