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在1946年，佐藤富子带着五个孩子，跨越重重艰难，来到了香港，试图与早已回国的丈夫郭沫若见面。 她不知道，当她终于在一座小楼里见到郭沫若和他的新家庭时，内心积压了多年所有的委屈和失望，她却一句话没说。 虽然孩子们的苦难几乎无法言表，但她带着沉默的坚韧，依旧未曾向丈夫索要任何补偿，只是在一旁冷静地问：“能否承担孩子们的学费？”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带着孩子默默离开，远离那个已经与她不再有太多关系的男人。 这一年，佐藤富子已是中年，身世显赫的她本可以拥有与身份匹配的优越生活，为了郭沫若，她断绝了家族关系，放弃了自己的优越条件，选择与郭沫若一同在贫困中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两人在东京圣路加医院相识，年轻的佐藤富子被郭沫若的才华所打动，毅然决然选择与其共度贫困。 为了支持丈夫的学业，她不惜做护士赚取微薄的工资，甚至在晚上缝补衣服，支持郭沫若追求文学理想，虽然两人日子清贫，但他们依旧为彼此点亮生活中的每一盏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郭沫若突然决定回到中国参加抗战，留下了一个简短的纸条，悄然离开。 佐藤富子依旧在睡梦中未曾察觉，待醒来得知这一消息时，内心无比复杂，但她并没有对丈夫的突然离去有任何埋怨。 她深知，战争的需要让他无法再停留。而接下来的日子里，佐藤富子与孩子们几乎生活在了绝境之中。 没有丈夫的支撑，她不仅遭遇了日本警察的无数次审讯和酷刑，还因她的中国身份，饱受歧视和侮辱。她带着五个孩子流离失所，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为了生存，她做着脏活累活，包括为别人煮浆糊、腌咸菜、洗衣服和补衣服，甚至夜晚去山上挖野菜。这些辛苦的劳动虽然不能填饱肚子，但她始终没有让孩子们放弃学业。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佐藤富子教孩子们英语、德语，她一遍又一遍地教导着他们，即使身心疲惫，却从未让孩子们的未来黯淡。 最艰难的时刻，佐藤富子依然坚持着她的原则——她拒绝日本政府提供的国籍和补贴，坚决认为她的孩子们应该与父亲同样，拥有中国人的身份。 这份坚持，成为了她孩子们日后人生的根基。每当孩子们苦闷，她总是将一切苦难吞下，将希望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她从未在孩子面前诉苦，也从未让他们放弃梦想。 随着岁月流逝，佐藤富子将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五个孩子身上，他们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郭和夫回到祖国后，在化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担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所长；郭博成为上海民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设计了无数城市地标建筑； 郭复生专攻机械制造，成为中科院机械研究所的专家；郭志鸿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用钢琴演奏中外文化的和谐； 郭淑瑀则在日本开创了郭沫若研究会，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人物。这五个孩子全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的名字，成为了国家顶尖人才的象征。 在1994年，年逾百岁的佐藤富子在上海安详去世。她一生坚韧不拔，虽然历尽坎坷，却始终没有忘记培养孩子们的责任。 她在临终时，将自己攒了一辈子的500万日元捐给了中国红十字会，最后的遗物仍是一封郭沫若当年写给她的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