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被捕后，押去刑场路上，突然对一名团丁说：“老哥，我腿疼，伤筋了！”团丁走近后，毛泽东故意踢了一块石头，并凑团丁耳边说了一句话后，竟靠着机智逃走了。 1927年秋季，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开展活动，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组建工农武装力量。他当时34岁，与潘心源和易子义同行，从安源出发，化装成商人模样，携带煤矿证明文件，抄小路前往铜鼓，准备与第三团会合发动起义。途中，他们在浏阳与铜鼓交界处的张家坊住宿，次日清晨被民团搜查抓获。三人未被捆绑，因为声称是煤矿采购员，团丁担心得罪煤矿势力。押解队伍有20多人，毛泽东观察四周，寻找脱身机会。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首次武装起义，旨在响应国民党右派分裂后的革命形势。他从安源煤矿工人中募集力量，组织队伍向长沙进发，但遭遇挫折。起义部队包括第一团、第二团和第三团，第一团在卢德铭率领下进攻长沙周边，第二团在平江浏阳活动，第三团在铜鼓待命。毛泽东计划会合第三团，继续战斗，但行踪暴露导致被捕。这次被捕发生在起义低潮期，国民党势力加强镇压，民团活跃在乡村，抓捕革命者。 毛泽东被捕后，押解途中用银元贿赂一名团丁，成功逃脱。这段经历后来在毛泽东回忆中提到，他借了几十块钱，本想贿赂护送兵放掉自己，但最初尝试失败，后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历史资料显示，这笔钱来自同志借给他的，用于革命活动。逃脱后，他避开追捕，遇到农民帮助，体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这件事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的艰难，毛泽东依靠智慧和群众基础渡过难关。 潘心源和易子义也一同被捕，他们是毛泽东的战友，参与秋收起义的组织工作。潘心源负责联络煤矿工人，易子义协助武装准备。三人在张家坊被民团包围时，出示证明文件，但民团不信，将他们押往团防局。途中，毛泽东的逃脱行动带动两人也趁乱逃走，最终在铜鼓会合。这次事件后，起义部队调整策略，转向农村，建立根据地，避免城市攻坚的损失。 民团是当时地方势力控制的武装，常常受国民党影响，镇压革命活动。在湘赣边界，民团设伏抓捕可疑人员，毛泽东一行就是这样落网。押解过程中，团丁们警惕性高，但底层团丁生活贫困，容易被银元打动。毛泽东塞给团丁的两枚银元，起到了关键作用，导致看管松懈。他抛出剩余银元分散注意力，制造混乱，帮助同伴逃脱。这体现了革命者在危急时刻的应变能力。 逃脱后，毛泽东藏身林中，直到天黑才继续赶路。他光脚行走，遇到挑柴农民，得到食物和歇息。农民提供热饭和布鞋，次日送他到安全地带。这位农民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实支持，没有他们，革命难以持续。历史记载显示，这样的群众援助在早期革命中常见，帮助领导人渡过多次危机。 秋收起义虽未成功攻克长沙，但奠定了工农红军基础。毛泽东率部撤退到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城市，转向井冈山开辟根据地。这次转变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从城市中心转向农村包围城市。被捕逃脱经历成为毛泽东早期生涯的重要一课，强化了依靠群众的信念。 在铜鼓会合后，三人重组队伍，继续起义活动。潘心源和易子义参与后续战斗，贡献力量。毛泽东分析形势，指出国民党军队强大，起义需避开锋芒，深入乡村动员农民。这次被捕事件暴露了情报工作的薄弱，但也证明了个人机智在革命中的作用。银元贿赂虽小，却体现了经济手段在脱困中的实用性。 历史研究显示，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年，国民党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合流，全面反共，导致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毛泽东的逃脱避免了重大损失，他继续领导部队上山，建立红色政权。这段经历在后来的党史中被记载，作为革命智慧的例子，激励后人。 毛泽东被捕时，身上银元数量有限，他巧妙分配，先用两枚打动团丁，后抛三枚制造假象。这种策略性使用资源，显示出领导人的冷静判断。团丁黄老三虽是底层士兵，但他的松懈直接促成逃脱。整个过程没有外部援助，全靠现场应变，体现了革命者在绝境中的韧性。 农民的帮助是事件的关键转折，那位挑柴老农不问姓名，提供庇护，体现了农村群众的觉悟。次日清晨，他送伞和鞋，助毛泽东抵达铜鼓。这类故事在革命史上反复出现，说明共产党早期根基在民间。逃脱后，毛泽东迅速恢复工作，率部转移，避免了民团的二次搜捕。 起义失败后，部队减员严重，从数千人到数百人，但核心力量保存下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吸引更多农民加入。这次被捕逃脱，成为党史教育的内容，强调警惕性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没有这次经历，或许革命路径会不同。 潘心源后来继续革命活动，易子义也投身战斗，他们的逃脱确保了领导层的完整。民团虽抓捕成功，但未能处决，暴露了内部松散。国民党势力虽强，但在乡村控制有限，这给了革命空间。毛泽东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事件让他更注重安全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