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了国宝不想还，还要把讨债的院长往死里整，这手段真是绝了！当年姚迁为了追回被“借”走的文徵明、仇英真迹，硬是被扣上了屎盆子。 顶头上司汪海粟更是阴，逼着胡福明给批判稿签字。全单位没人敢吱声，就胡福明是个硬茬：“这根本不是事实，我签不了！” 姚迁可不是普通的院长，1962年就到南京博物院当副院长，后来接了班，一辈子跟文物打交道，把南博的一草一木、一碑一画都当宝贝护着。1981年底那事儿，说出来都让人牙痒，几位省级老领导打着“鉴赏学习”的旗号，要借文徵明的《万壑争流》和仇英的《江南春》，这可是一级文物，按规定压根不许外借，二级以下都得走省级审批流程，姚迁哪敢轻易松口？可架不住对方身份特殊，软磨硬泡，最后只能亲手把画包好，反复叮嘱“就借15天，温湿度得控制好，千万别损坏”，还特意建了借阅台账，谁借的、借了啥、哪天借的，记得明明白白，可人家连借据上的日期都懒得填，拍屁股就把画拎走了。 15天到期，画没影儿。姚迁去催，对方说“在上海开会”；过俩月再去，又说“去北戴河疗养”，理由换得比翻书还快，明摆着就是不想还，传闻那两幅画早挂在私宅客厅里，还专门让荣宝斋重新装了裱，享受着恒温空调待遇。换别人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姚迁认死理，他说“文物不会说话，但我们要替它们说‘不’”，拿着台账一次次上门，一次次发函，硬是把这些“大人物”得罪了个遍，背后被骂“不识大体”“一根筋”，他也不在乎，眼里就盯着那两件国宝能不能回家。 那些人被催得不耐烦，就开始琢磨整人了，手段阴得很，全是以前整人的老套路。先查姚迁的生活作风，翻来覆去没找到半点毛病；又诬告他贪污外汇，列为省里的经济大案侦察，最后查来查去，纯属子虚乌有。这两招没奏效，他们就换了更毒的，拉拢了以前被姚迁严厉批评过的工作人员，还有文革时的造反派头头，策划了“学术剽窃”的假罪名。其实就是有研究员把姚迁在鉴定会上的观点记下来写成文章，还偷偷加了姚迁的名字，现在反倒倒打一耙，说姚迁强迫署名、剽窃他的成果。 1983年，这些编造的材料被送到了《光明日报》，记者连采访姚迁都没做，就炮制出了批判稿。更过分的是，1984年8月26、27号，这家报社连着发了三篇文章，还配了评论员文章，一口咬定姚迁“以权谋私”“侵占学术成果”，把他批得一无是处。当时汪海粟作为省委宣传部部长，自己不想担责，就把副部长胡福明推出来，逼着他在批判稿上签字。那会儿整个单位都被这股邪气压得喘不过气，没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生怕被牵连，也就胡福明敢硬刚，当场顶了回去，这份勇气在当时真的太难得了！ 姚迁想解释，可记者根本不听，还打着“中宣部指示”的旗号给他定性。1984年9月，他被撤职，顶着“学术骗子”的骂名，承受着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申诉无门。1984年10月，这位58岁的老院长，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文物档案，手里攥着那张没填日期的借据。他到死都没等到国宝回家，没等到自己沉冤得雪。 好在公道虽迟但到，1985年中央纪委调查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为姚迁平反昭雪，汪海粟被撤职追责，《光明日报》也公开道歉。南博后来追回了部分借出的字画，从此立下规矩，一级文物再也不出库。2006年新展厅开放，文徵明和仇英的那两幅画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说明牌下特意加了一行小字：“1981—1983年曾非正常流转，1984年回归”，这行字背后，是一位老文博人用生命守护的底线。 现在回头看，姚迁的遭遇太让人痛心了，他只是想守住文物保护的规矩，却被权力构陷，落得如此下场。而胡福明的硬气，更让我们看到，在黑暗面前，总有人愿意坚守真理，不向强权低头。那些借画不还、构陷忠良的人，看似一时得意，最终还是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文物是国家的瑰宝，守护它们的人，本该被尊重、被铭记，可姚迁却用生命付出了代价，这背后暴露的权力滥用、媒体失责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