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路遥把当工人的名额让给了初恋林红。一年后，林红看不上路遥农民的身份，抛弃了他。林红的好友出现在路遥身边，成为了他的妻子。然而，在路遥得肝癌去世前三个月，妻子坚决和他离婚了。 说起路遥这个名字，鲜有人知这其实是个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假面，十九岁那年，身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他即便遭遇撤职下乡务农的滑铁卢，那股子才气也没被黄土埋没，1969年的宣传队里，年轻的路遥只要一开口演讲，台下眼神最炙热的那个北京知青，便是林红。 这是一场典型的“冰与火”的碰撞，路遥深沉内敛，而林红身上带着北京大院子女特有的开朗与直率，那个冬天的陕北，大雪总是盖过脚踝，路遥不仅把自己对未来的期许全押在了林红身上，甚至连笔名都取自“林红”的谐音。 这种近乎狂热的投入，让他在著名的“招工”事件中做出了那个令旁人咋舌的决定：他把那个能够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拥有城市户口的唯一指标，毫不犹豫地让给了还没过门的女友，在他那个文人的浪漫逻辑里，“为了她，什么都可以”不仅是一句情话，更像是一种献祭。 可惜，现实往往比小说更骨感，那个不仅有美貌更有见识的姑娘，真的飞出了这片贫瘠之地，起初的回馈还带着点温情，第一个月工资全部寄回给了嗜烟如命的路遥，第二月又是一条宝城牌好烟，但物质的补偿终究掩盖不了阶层的裂痕。 距离成了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催化剂，信件从一月八封的甜蜜，稀释到三月一封，最后变成了漫长的沉默，就在路遥因仕途失意又遭隔离审查的低谷期，这一击致命的宣判来了，不是林红亲口说的，而是她委托一个还在内蒙插队的朋友，代写了一封绝交信。 理由很刺痛：她看不上那个还留着农民身份的路遥，就在退还所有信物的那天，这位绝望的青年曾独自走向冰冷的湖边，如果不是那晚的月光凄美得惊心动魄，或许中国文坛就要少一颗巨星。 而在这一地鸡毛的狼狈中，在那段几乎要命的空窗期里，林达像个安静的影子出现了，命运是个奇怪的编剧，林达不但是北京知青，更是林红的闺蜜，不同于前任的热烈，林达有着如水的理性与书卷气。 与其说是爱情的火花，不如说是两个受过伤或者有着共同语言的灵魂在抱团取暖，她不仅接纳了失意的路遥，甚至掏出自己的工资供他去延安大学读书，这段感情在1978年修成了正果，但这并没有给路遥的生活带来所谓的“现世安稳”反而开启了另一段更漫长的煎熬。 婚后的路遥，活成了一个纯粹的“苦行僧”式作家，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合格的丈夫，他曾拿到过一月一百元的工资，但这笔钱往往还不够填补他那只有“好烟”才能激发的灵感黑洞，他在《陕西文艺》做编辑，林达在西影厂工作，在外人眼里是文坛佳话。 在家里却是林达一个人的独角戏，路遥那些必须甚至要在凌晨进行的狂热写作习惯，让这个家常年笼罩在烟雾和孤寂中，孩子上学、吃喝拉撒、人情往来，这些琐碎的生活重担压得林达喘不过气，她不仅是妻子，更像是这个家的全能保姆加提款机。 那个在文学上构建宏大世界的路遥，在现实婚姻里却是个只会索取的“巨婴”当那个在《人生》发表后短暂的荣耀散去，蜂拥而至借钱办事的穷亲戚们，更是让本就岌岌可危的家庭关系雪上加霜。 在这段令人窒息的婚姻长跑中，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曾旁观者清地给出一个残酷的建议：离婚吧，找个大字不识的陕北婆姨照顾生活，这个建议像是根刺，深深扎进路遥心里，以至于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将孙少安那位任劳任怨、不识字的妻子贺秀莲。 写得那么动人，那或许是他潜意识里对理想伴侣的终极幻想，一个绝对服从、只有奉献的“巧珍”现实并没有按照小说剧本走，长期晨昏颠倒的写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一度让他为了寻求慰藉，在1986年的秋冬短暂迷失于一段婚外情中。 但真正的崩塌发生在1991年，就在《平凡的世界》摘得茅盾文学奖皇冠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肝硬化把他钉在了病床上，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也没有等到那种理想化的温存，那个曾经供他上学、陪他吃苦的林达，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刻，带着的不是热汤。 而是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这不是林达的绝情，而是攒够了太多的失望，在病榻前，年仅42岁的路遥看着妻子憔悴的脸，那一刻他或许才真正读懂了身边这个女人多年的隐忍，他不愿签，想要拖延，想要为了女儿维持哪怕表面的完整。 但面对去意已决、连家产都分文不要只想回北京的林达，这位倔强的作家最终还是颤抖着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那是他在人世间最后一次对命运低头。 当林达拿着那张纸离开，留给路遥的，只有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和那些关于青春与奋斗的漫长回声，他用生命写透了苦难，却终究没能解好自己人生的这道题。 信息来源：-06/01/content_576343.htm?div=-1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