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 1975年的北京早春，寒意料峭，中南海里的一盏灯火下，82岁高龄的毛主席裹着朴素的衣衫，突然向身边人抛出了一个沉寂已久的问题：“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这个问题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愣了神。 要知道，坐落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自民国初年建起，到了1949年后就成了改造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特殊场所，从1959年开始，国家已经分六批特赦了大量人员，大家潜意识里觉得这件事早已翻篇。 但在那高墙之内，确确实实还关押着最后一批人，293名战犯，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早已从当年的“将星”变成了垂垂老矣的老翁，这293人的处置问题，其实一直是公安部和相关部门的一块心病。 华国锋随即组织成立了“清理办公室”进行全面政审，结果不容乐观：虽然大部分人表现尚可，但仍有13名所谓的“顽固分子”不仅思想上抗拒改造，态度也极其强硬，基于安全和社会影响的考量，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审慎的建议。 这13个钉子户，还得继续关押，放出去恐怕要有乱子，毛主席听完汇报，轻轻叹了一口气，语气里没有往日的雷霆万钧，反而透着看尽世事的通透：“关这么久了，再顽固的分子也只剩一把骨头了”。 老人顿了顿，继续说道：“以前土改我们杀恶霸地主，是因为百姓怕他们，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这批战犯，老百姓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杀他们、关他们有什么用？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 在主席的一锤定音下，一个震撼性的决定诞生了：一个不留，全部释放，不仅给他们公民权，还要给生活出路，想去哪里，随他们的便，解决“放人”的问题只是第一步，紧接着的“安置”环节，由于细节的考量，又在内部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按照惯例，有人提议给这些释放人员每人发放20元路费，这个数字在当时并不算低，但在毛主席看来，这不仅关乎路费，更关乎大国的体面和对人的尊重“20块太少”主席摆摆手，直接批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给他们每人发100元吧，还得请他们吃顿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80元差额的分量，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三十块钱左右的年代，100元相当于一个上班族整整三个月的工资，更是一个正处级干部的月薪标准，对于这群在这个“特种疗养院”里生活了半辈子的战俘来说，这种待遇几乎是超国民级的。 当释放大会召开，有人手捧着这笔巨款，在欢送仪式上泣不成声：“我曾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现在不仅不被清算，还能拿到安家费，让我像个人一样重新开始”这一场春风化雨的释放后，这293名走出高墙的老人面临着人生最后的抉择。 绝大多数人审时度势，选择留在大陆安度晚年，毕竟故土难离，但仍有十个人，怀揣着对海峡彼岸亲人的思念或旧日的政治执念，申请前往台湾，这十人中，包括了周养浩、蔡省三、张铁石、王秉铖等曾经声名显赫的名字。 然而，现实却给了这十位归乡心切的老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大陆方面的宽宏大度，映衬出的却是台湾当局的冰冷防备，当这十人抵达香港准备转机赴台时，台湾方面不仅拒绝接收，特务机构还恐吓他们在台的家属，勒令亲人不得出面担保。 最惨烈的悲剧发生在张铁石身上，困居香港期间，他身上携带的盘缠被骗个精光，举目无亲，此时又从渠道得知自己在台湾的家人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恐吓，哪怕回去了也只会连累妻儿，绝望、贫困、愧疚交织在一起，这位曾经身经百战的将领。 最终在香港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张铁石的自缢身亡，像一颗炸弹引爆了国际舆论，媒体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对昔日同袍的薄情寡义，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大陆“来去自由、发钱送行”的磊落胸襟。 这一事件，让台湾在国际舆论场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与孤立，目睹了张铁石的悲剧和台湾当局的态度后，滞留在香港的其他九人也彻底死心，不得不各奔东西，周养浩、陈士章等四人无奈远赴美国投亲靠友。 蔡省三等人选择留在香港生活，而赵一雪、张海商、杨南邮三人，则做出了回头的决定，重返大陆，对于这三位“回头浪子”大陆方面兑现了“想回就回”的承诺，赵一雪回到上海落户，张海商和杨南邮则分别回到了湖北和四川的老家。 没有歧视，没有审查，政府不仅妥善安排了他们的晚年生活，还根据他们的资历和意愿，聘请他们担任了当地的政协委员，从1975年的那个春天起，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将领，终于褪去了“战犯”的标签。 在毛主席超越仇恨的政治智慧下，他们不再是需要被改造的敌人，而是一个个普通的中国老人，在故土的注视下，体面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