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当年送别周总理，八宝山那帮见惯了生死的火化工，十几条汉子，看着灵柩推进来，当场就崩了，哭得站都站不住。 翻开八宝山的档案记录，你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空白。 按照这里的严苛规矩，遗体何时进炉、骨灰几点出炉，这些数据必须精确到分钟，白纸黑字入档，容不得半点马虎，但在那一天的记录页上，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谁也没有记下来。 这不是因为工作人员失职，而是那个下午，在这个原本应当最冰冷、最程序化的地方，整套严密的“送别系统”彻底失灵了。 那一刻，八宝山的空气里没有往日的肃穆与秩序，只剩下一种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的崩溃。 负责火化的工人们，有人在这里守了五年炉子，有人干了二十多年，哪怕是平日里见惯了生离死别、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的老师傅，到了这个时候也彻底乱了方寸，第二告别室内，炉门早已大开，烈火吞吐，可操作台上那个红色的点火按钮，就像有千斤重，根本按不下去。 现场僵持住了，一位有着十八年工龄的老工人，此刻竟不顾体面地蹲在墙角，双手拼命捶打着地面，喉咙里嘶吼着一句“太苦了”。 旁边年轻些的小伙子，手虽然攥着操纵柄，指关节用力到发白，泪水大颗大颗砸在冰冷的机器外壳上，整个人都在发抖。 不管现场领导怎么跺脚、怎么强调“这是命令”“是遗愿”，那十几条硬汉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死活挪不动步子，这场面对死亡的职业性冷漠，被那个盖着党旗的灵柩击得粉碎。 不光是干活的人“撂了挑子”，来送行的人也失了控。 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来的时候还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天色阴沉得厉害，又湿又冷，十里长街上，没人发号施令，一百多万人就这么站在寒风里。 老太太拄着拐，年轻人抱着还没断奶的孩子，红领巾们互相扶着肩，黑压压的人群把路挤得像一道人墙。 车走得极慢，几乎是被哭声“托”着往西挪，原本很短的路程，硬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傍晚六点零五分才蹭进八宝山。 到了火化这一关，这种不舍演变成了几乎也是本能的“抢夺”，眼看着要把遗体往传送带上放，早就哭得站立不稳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像护着父亲一样死死挡在灵柩前，周围的人群没有散去，反而呼啦一下全涌了上来，几十只手死死摁住棺盖，谁也不让碰。 那场面太揪心了，僵持许久，直到几位师傅边哭边劝，说“不能让他走不安详”，几双颤抖的手才慢慢松开，四名年轻工人才抬起灵柩往传送带上放。 就在这最后的瞬间，一直极力克制的邓颖超爆发了。 在那之前，她强撑着走到棺前，轻声说了句：“恩来，我来了，这些时候一直没大哭过，现在我要大哭一场了。”可真等到传送带启动，她猛地挣脱了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疯了一样扑向炉口，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恩来——”，让现场的人无不落泪。 为什么这群看惯生死的人会哭成这样？或许是因为大家都看清了，那个躺在那里的老人，对自己实在太狠了。 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六年，拿着每个月四百零四块八的工资，他真正是把自己熬到了油尽灯枯，警卫张树迎和高振普最清楚，在那段生病住院的日子里，他还在连轴转，做手术前几小时还在批文件，劝都劝不住，临走留给医生护士的话却是“去照顾别的生病同志”。 大家都记得那双换着穿了二十多年的皮鞋，那鞋底早已磨穿，打个掌继续走；记得他吃饭时哪怕盘子里剩点汤汁，也要拿馒头擦干净吞下去；记得他去基层视察时，发现群众迎风坐着，他非要让人把讲台转个向，自己迎着寒风讲，让老百姓背风听。 甚至连去世后，连那个准备好的骨灰盒都选了最便宜的一款——贵的他不让买，而这一款又因为太小，实在装不下所有骨灰，工作人员最后只能眼含热泪，临时找来一个空花瓶，把剩下的骨灰连同没烧化的金属纽扣一起封存。 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会在墙角捶地痛哭，也是为什么那个年轻工人即便领导催促也按不下开关，因为在他们心里，这一次送走的，不仅仅是一位高官，更是一个把别人捧在心尖、却对自己刻薄到极致的好人。 按照遗愿，骨灰不保留，几天后，一架老式的安-2小型飞机载着罗青长、郭玉峰和两位警卫起飞了。 那个在火化时让所有人不知所措的骨灰，最终撒向了密云水库、撒向了天津海河、撒向了黄河入海口，邓颖超站在冬夜的机场，目送着飞机灯光远去，五十年的相伴，在此刻化作了漫天风尘。 这种“刻薄”的家风，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终结。 十六年后，邓颖超离世，她留下的交代，听得让人心里发酸：穿那件跟了几十年的旧西装入殓；不要买新骨灰盒，就用恩来当年用过的那个；骨灰也别留，全都撒进海河里。 1992年7月，当邓颖超的骨灰融入海河波涛的那一刻，这对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夫妻，终于以另一种方式重逢了，他们什么都没留下，但在那个没有记录下时间的下午，那八宝山几十条汉子的眼泪，早就给这段历史刻下了最真实的证明。 信源：《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四川省情网
coolLuo
泪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