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岳飞死后被追封为“舒王”、“鄂王”，他们头上的王爵在宋代属于什么水准？ 王安石与岳飞身后追封的“舒王”“鄂王”，在宋代王爵体系中堪称异数，既折射出赵宋宗室封爵的严苛，也凸显了异姓功臣封王的特殊逻辑。北宋初年确立的王爵制度，将王爵分为亲王、嗣王、郡王三等，其中亲王仅限皇子、皇兄，嗣王理论上由亲王嫡子承袭，郡王则多封宗室近亲。但终两宋三百年，异姓封王者不过数十人，且几乎全为死后追赠，生前封王者仅韩世忠等寥寥数人。王安石以文臣身份、岳飞以武将身份获封，本身已突破“非赵氏不王”的惯例。 从封号等级看，宋代王爵封号分大、次、小三等国名，以古国名、地理名为主，国号愈古、地域愈广者等级愈高。王安石的“舒王”，“舒”为周代小国名，位于今安徽舒城一带，属宋代王爵中的小国封号。据《玉海》记载，小国封号多为初封或追赠，如宋英宗之子赵颢初封昌王（小国），历经数次进封才至大国雍王。而岳飞的“鄂王”，“鄂”为春秋楚国故地，宋代鄂州（今武昌）是长江中游重镇，属大国封号序列。大国封号如秦、齐、楚、晋等，多授予皇子或功勋卓著的宗室，异姓获封大国王者，需有特殊政治象征意义——岳飞长期驻防鄂州，以此为北伐基地，“鄂王”封号既关联其军事功绩，也暗含朝廷对其“精忠报国”形象的塑造。 宋代王爵的“含金量”，更体现在世袭制度与实际待遇上。宗室王爵虽贵为一品，但“爵不过身”，除濮、秀、荣、沂四嗣王及安定郡王外，极少世袭。异姓王爵更如镜花水月：王安石封舒王时已去世近四十年（1113年追封），岳飞封鄂王时（1211年）距遇害已近七十年，均为政治平反的象征性举措。以王安石为例，其生前最高爵位为荆国公（从一品），徽宗为推崇新法追封舒王，本质是借“舒”地（王安石曾任舒州通判）强化其“地方治理典范”的形象。而岳飞的鄂王封号，更与南宋中期“主战派”抬头密切相关——宋宁宗为对抗权臣韩侂胄，借追封岳飞打压主和派，“鄂王”成为凝聚抗金舆论的符号。 对比同时代宗室封王，更可见异姓王的特殊性。宋神宗之子赵颢历封昌王、岐王、雍王，死后追赠燕王、吴王，皆为大国封号，且享亲王待遇；而王安石的舒王、岳飞的鄂王，虽同为王爵，却无封地、属官，仅具荣誉性质。宋代王爵“重名轻实”的特点，在此尤为明显：宗室亲王食邑万户，实封数千户，而异姓王的食邑多为虚衔，如岳飞追封鄂王时，食邑仅累加至四千户，且不世袭。这种差异，源于赵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对宗室封王虽吝于实权，却以高爵厚禄羁縻；对异姓封王则慎之又慎，非大功、非特殊政治需要不封。 从谥号配伍看，王安石谥“文”，岳飞谥“忠武”，皆为宋代文臣、武将最高谥号。但王爵与谥号的组合，仍有微妙差别。文臣封王者极少，王安石是北宋唯一死后封王的文臣，“舒王”与“文”谥的结合，凸显其“文人典范”的政治定位；武将封王者虽稍多（如狄青追封魏王），但岳飞的“鄂王”加“忠武”，在南宋堪称孤例——“忠武”为两宋武将最佳谥号（仅岳飞、韩世忠等数人得此），“鄂王”则因鄂州的军事象征，成为其“北伐未竟”的精神符号。这种封号与功绩的绑定，正是宋代“以爵彰德”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封王的时间节点均具政治深意。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朝因新旧党争未获追封，直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推行新法，才被追封舒王，配享孔庙——此时的王爵，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岳飞死于绍兴十一年（1142年），孝宗朝复官谥武穆，宁宗朝追封鄂王，正值韩侂胄北伐前夕——追封敌国眼中的“岳爷爷”为鄂王，实为动员民心的政治手段。这种“死后封王”的操作，恰恰暴露了宋代异姓王爵的本质：非为酬功，而为造势。 综上，王安石的“舒王”与岳飞的“鄂王”，在宋代王爵体系中属于“超规格”的荣誉象征。前者以文臣之身突破“异姓不王”的祖制，后者以罪臣之姿获得平反封王，皆因特殊政治需求而诞生。虽同为王爵，“舒”为小国、“鄂”为大国，暗含文臣武将的地位差异；但相较于宗室王爵的“世袭虚权”，异姓王的“追封无实”，更折射出赵宋对权力结构的精心设计——既以王爵彰显对功臣的推崇，又以虚爵杜绝权臣割据的可能。这种矛盾性，正是宋代“重爵轻实”封爵制度的缩影，也是王安石、岳飞身后哀荣的历史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