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宋教仁的元凶到底是谁，向来都没有定论。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的《宋案重审》基本把该案的线索厘清了。 咱们得纠正一个观念。以前咱们总觉得“宋案”就是“刺杀宋教仁”这一件事。尚教授在书里提了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宋案”不等于“刺宋案”。 这事儿得从“收抚共进会”说起。那时候南方有个帮会大佬叫应夔丞，这人以前跟革命党混过，后来成了地头蛇。北京政府那边有个内务部秘书叫洪述祖，这哥们儿急着想在袁世凯面前立功，就跑到南方去搞“统战工作”，一来二去就跟应夔丞勾搭上了。 当时国民党在选举里赢麻了，宋教仁眼瞅着要组阁。袁世凯急吗？肯定急。但袁世凯那时候的手段，更多的是想搞臭宋教仁，而不是搞死他。这就引出了书里特别精彩的一个分析环节，“构陷孙黄宋”。 在这个枪杀发生之前，洪述祖和应夔丞这帮人，正忙着搞“黑材料”呢。他们想在日本买所谓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甚至还想找人PS那种“黄兴与下女合影”的艳照，印个十万册到处发。 那么怎么最后就变成动刀动枪了呢？这就得聊聊咱们职场上常见的一种现象：下属过度揣摩上意，甚至为了邀功把事儿做绝了。 尚教授在书里把洪述祖这个人的心理剖析得特到位。这人就是个想往上爬的“幸进之徒”。袁世凯可能确实流露过“宋教仁这人太难缠，要是消失了就好”这种意思，或者仅仅是下令要“损毁”宋教仁的政治声誉。 但在洪述祖和应夔丞看来，这可是个发财升官的泼天富贵啊！ 书里披露了大量的电报往来，那里面透着一股浓浓的铜臭味。应夔丞这帮人，一方面拼命跟北京要钱，说要买黑材料，说要搞“毁宋”行动；另一方面，洪述祖在北京这边，拿着鸡毛当令箭，为了显示自己能干，不断地暗示、甚至明示应夔丞可以下狠手。 刺杀，成了他们眼中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变现手段。说白了，宋教仁的命，成了这俩投机分子向主子邀功、顺便中饱私囊的筹码。 说到这儿，得替一个人喊个冤，那就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以前的历史书里，赵秉钧基本上就是个背锅侠，大家都觉得他是袁世凯的走狗，是杀人总指挥。但《宋案重审》里提供了一些特别硬的证据，把这个结论给推翻了。 最核心的一个证据叫“密电码本”。当年案发后，警察在应夔丞家里搜出了一个电报本，这本子是赵秉钧的。这下好了，大家都觉得这是赵秉钧给杀手提供的通讯工具，铁证如山。 但尚教授经过严密的考证发现，这个本子很可能是洪述祖从赵秉钧那儿骗出来的。赵秉钧根本不知道这本子被拿去干这事儿了。 赵秉钧最后是活活给憋屈死的。 他替袁世凯背了黑锅，维护了老板的形象，结果自己成了千古罪人。这在官场上，真是一出悲剧。 那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袁世凯。他到底是不是真凶？ 尚小明教授的观点很客观：在这个案子上，迄今为止只能“证无”，不能“证有”。 也就是说，没有一份直接的档案材料能证明，是袁世凯亲口下令说：“你们去把宋教仁给我崩了。” 但是，袁世凯脱不了干系。他不仅知情，而且一直在纵容。 书中分析了袁世凯和洪述祖的特殊关系。洪述祖虽然职位不高，但他是袁世凯的“私人内线”。袁世凯这种统治者，最喜欢用这种小人物在幕后干脏活，绕过正常的政府程序。当洪述祖在那边搞风搞雨的时候，袁世凯是默许的。 在那帮政客眼里，宋教仁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阻碍他们独裁的符号。袁世凯想要的是宋教仁“倒牌”，至于怎么倒，是身败名裂还是肉体消灭，他可能并不在乎，或者说，他乐见其成。等到人真死了，他再挤几滴鳄鱼眼泪，顺便把锅甩给下面的人。 这才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杀人未必需要一把带血的刀，有时候，一个暧昧的眼神，一种权力的默许，就足够让下面那群渴望权力的饿狼把人撕成碎片。 以前咱们看这案子，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的你死我活。但尚教授把显微镜架上去之后，咱们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官场的倾轧、小人物的疯狂。 洪述祖和应夔丞，这两个在历史大潮中本来不起眼的小角色，因为贪欲和野心，竟然撬动了这么大的历史变祸。他们以为自己在替主子分忧，其实是在把国家往火坑里推。 而宋教仁先生，真的是太可惜了。他以为可以用法律、用选票、用阳光下的规则来约束权力。但他忘了，他面对的是一群习惯了在黑暗中玩弄权术的旧官僚和流氓。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理想主义者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尚小明教授这本《宋案重审》，好就好在它不讲故事，只讲证据。它把那些被情绪和立场掩盖的细节，一个个抠出来给你看。虽然书里没给出一个类似“凶手就是某某某”的简单结论，但它把那个复杂的利益链条展示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