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于天放被日本人秘密押往北安，下火车后即被蒙上双眼拉上汽车，监狱其实很近，但日本人故意拐弯抹角开了20分钟才到，又在走廊绕了好几圈才把他送进2号监房。 对于于天放，日本人的情感是扭曲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恨透了这个“匪首”，对他施尽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导致他双手冻疮溃烂，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从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口中挖出抗联的机密。 这种僵持持续了半年，直到1945年夏天，局势突变。 关东军下达密令，要求在苏军进攻前处决所有重要政治犯。于天放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那股愈发浓烈的血腥味，他明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尽管身陷囹圄，但于天放从未放弃过对生的渴望。在那个阴暗潮湿、长满青苔的2号监房里，他遇到了生死之交——赵忠良。 赵忠良也是抗联战士，年轻、有力气，但他性格刚烈，一度因为顶撞看守而被打得半死。于天放告诉他：“要活下去，就要学会忍，忍到敌人露出破绽的那一刻。” 从那以后，两人成了狱中最“温顺”的犯人。他们主动帮看守打扫卫生、生炉子，甚至用日语和看守套近乎。 这种“伪装”极其成功，看守石丸兼政是个酒鬼，平日里凶神恶煞，但渐渐对这两个“听话”的犯人放松了警惕，甚至有时会把牢房钥匙挂在腰间显眼的位置，在值班时打起了瞌睡。 石丸的呼噜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响得扎眼，于天放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赵忠良，眼神里的坚定像暗夜里的火星。赵忠良攥着偷偷从床沿磨下来的铁片，指尖都捏出了红印——这是他们攒了半个月的“家伙”，床板被磨出个小豁口，每次看守查房都得用草屑小心翼翼盖住，生怕露出一丝破绽。 后半夜的监狱静得能听见墙角老鼠跑过的声响，石丸趴在桌上睡得死沉，口水顺着嘴角流到衣襟上，腰间的钥匙随着呼吸轻轻晃动。于天放示意赵忠良贴紧铁门，自己则借着铁窗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仔细观察着走廊尽头的值班室——另一个看守早就溜去喝酒了，这是他们等了无数个日夜的机会。 赵忠良屏住呼吸，伸出磨得锋利的铁片，一点点拨弄着牢房的锁扣。金属摩擦的细微声响，在两人听来却像惊雷，于天放死死盯着石丸，只要他稍有动静，就准备扑上去拼个你死我活。万幸，酒精让这个刽子手彻底丧失了警惕，铁片“咔哒”一声轻响，牢房门被悄悄推开。 两人弓着身子，像猫一样贴着墙根移动，走到石丸身边时，于天放一把扯下他腰间的钥匙，动作快得不留痕迹。赵忠良攥着钥匙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激动——他们终于要逃出这人间地狱了！可就在这时，石丸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日语，吓得两人瞬间僵在原地，直到确认他只是梦呓，才敢继续往前挪。 监狱的大门锁得结实，但于天放记得石丸之前醉酒时说过，备用钥匙就藏在值班室的抽屉里。两人默契配合，一个望风一个翻找，果然在一堆杂物底下摸到了冰凉的钥匙。打开大门的那一刻，夜风吹在脸上，带着泥土的气息，于天放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座关押了他半年的牢笼，身上的伤疤仿佛都在这一刻灼热起来——那些酷刑没能摧毁他的意志，反而让他对自由和胜利的渴望愈发强烈。 他们朝着抗联根据地的方向狂奔，身后传来隐约的炮声，那是苏军进攻的信号，也是黑暗即将褪去的曙光。赵忠良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活下来了！”于天放紧紧握着他的手，眼眶发热——他们不仅活下来了，还带着未凉的热血，要继续投身到解放东北的战斗中去。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像于天放、赵忠良这样的抗联战士，用钢铁般的意志对抗着侵略者的酷刑与屠刀，他们忍辱负重，拼死反抗，只为守护脚下的土地和同胞。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没有舒适的环境，却凭着一腔孤勇和对家国的赤诚，在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