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两口子在杭州工作。堂弟是律师，年薪七八十万，堂弟媳妇是医生，年薪三十多万。

堂弟两口子在杭州工作。堂弟是律师，年薪七八十万，堂弟媳妇是医生，年薪三十多万。 村里人提起这两口子，语气里全是羡慕。说他们是金童玉女，说他们一年挣的钱，够普通人家忙活十年。谁家孩子考大学选专业，长辈都拿他们举例，说学法律当律师，学医学当大夫，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逢年过节回老家，七大姑八大姨围着他们问东问西，眼神里的艳羡藏都藏不住。 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只要说起阿明两口子，大喇叭似的嗓门能飘出三条街。 阿明是咱村飞出去的金凤凰，杭州当律师，一年挣的票子能把老王家的瓦房铺满；媳妇是三甲医院的大夫，白大褂一穿，走路都带风。 村里人眼里，这俩就是从年画里走下来的——男的俊朗，女的温婉，连挣钱都比别人厉害。 谁家小子高考填志愿，他爹准拍着大腿：“学啥不好？学阿明！学法律！学他媳妇！当医生！这辈子吃喝不愁！” 今年春节回老家，阿明刚把车停在村口，二婶就拽着他胳膊往堂屋走，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映得她眼角的皱纹都发亮。 “阿明啊，快跟婶说说，你们律所年底发多少奖金？” “弟妹，你们医院评职称难不难？我家闺女排年级前十，将来也学你当医生咋样？” 七大姑八大姨围着，手里的瓜子皮嗑了一地，羡慕的话像锅里的蒸汽，腾腾地往上冒。 阿明笑着给每人递烟，媳妇端着刚沏好的茶，指甲盖边缘有点泛白——那是常年握手术刀留下的痕迹。 正说着热闹，阿明的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的“紧急案件”四个字刺得人眼慌。 他往院子里走，声音压得很低，却盖不住语气里的急：“证据链必须今天补全，对方律师已经申请延期了……对，我明天一早回杭州。” 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堂屋的对联角儿打卷。 媳妇悄悄凑到我耳边，声音轻得像羽毛：“他已经连续三天没睡够五小时了，昨天开庭到晚上十点，今天凌晨五点的火车赶回来。” 我这才看清，她眼下有淡淡的青黑，白大褂里的毛衣领口，还别着个没来得及摘的胸牌——上面写着“夜班”。 可村里人哪注意这些？ 他们只记得“年薪百万”的数字，记得“金童玉女”的名头，就像记得村口老井的水总比别处甜，却忘了井底下的石头磨了多少年。 谁见过阿明办公桌上堆到齐肩的案卷？谁数过堂弟媳妇白大褂口袋里装了多少颗润喉糖？ 那天下午，阿明接完电话蹲在墙根抽烟，火星子在风里明灭，像他没说出口的话。 媳妇站在他旁边，晒着太阳轻轻跺脚，棉鞋上沾着老家的泥——那是她刚才去给奶奶送药时踩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去年一年，俩人凑一起吃晚饭的次数，没超过三十回。 阿明说，最累的时候，他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半小时，看着车水马龙，突然不知道自己挣那么多钱，到底是为了啥。 堂弟媳妇说，有次连续值完三个夜班，回家看见阿明留的字条“锅里有粥”，眼泪啪嗒掉进了粥碗里。 村里人还在说他们是榜样，说学法律当律师，学医学当大夫，这辈子就不愁了。 可愁不愁，哪是年薪数字能算清的？ 就像老槐树的叶子，春天看着绿油油的招人喜欢，秋风一刮，谁知道哪片叶子先黄呢？ 临走时，阿明媳妇往我包里塞了袋她自己做的山楂糕，说：“下次来杭州，别听他们说的那些，咱就吃碗面，我请客。” 车开的时候，我回头看，阿明正帮他媳妇把围巾往紧里裹，风把他的话吹过来一点：“明年春节，咱……” 后面的听不清了，只看见村口的老槐树在夕阳里站着，影子拉得老长。 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二婶扫花生壳时念叨：“还是阿明两口子有本事，不像我家小子，挣点死工资……” 花生壳在簸箕里沙沙响，像谁在轻轻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