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夜，山东一户农家女主人，拿了一些食物送给一个敲门的乞丐。 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纸上，她递过粗粮饼时，指尖触到对方枯瘦的手那道贯穿掌心的旧疤，和丈夫14年前修农具时划的一模一样。 她猛地抬头，借着油灯昏黄的光看清乞丐的脸。 耳后那颗米粒大的痣还在，只是被污垢盖得浅浅的。 14年了，从丈夫说去北平“做买卖”一去不回，她每天都摸着这颗痣的位置想，他是死是活。 此刻痣突然在眼前晃，她手里的碗“哐当”掉在地上，粥洒了一地白汽。 没人知道这14年他去了哪里。 1933年他离开家时，只说“店里缺个人手”，其实是揣着组织的密令，钻进了国民党蓝衣社的心脏。 他每天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听着特务们密谋抓捕自己的同志，夜里就把情报写在薄纸上，塞进空心的毛笔杆。 直到1934年那个叛徒带着特务闯进书店，他还攥着那支笔，没让情报掉出来。 监狱的老虎凳差点把他的腿压断，辣椒水灌得他三天说不出话，但他咬紧牙没吐一个字。 国民党没办法，判了无期，把他扔进白公馆。 从那天起，他开始“疯”了。 每天天不亮就在放风坝跑步，见了人就傻笑，抢犯人的剩饭吃。 守卫骂他“疯老头”，狱友躲着他走，只有他自己知道，跑步时在数墙的高度，抢饭时在记守卫换班的规律。 1946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像往常一样跟着送饭的出门买菜。 走到街角那棵老槐树下，他突然冲进旁边的芦苇荡。 身后枪声响起时，他已经扎进嘉陵江，把藏在头发里的假路条“商人刘老头”的身份文书紧紧攥在手心。 江水冷得像冰，他却游得飞快，好像14年的委屈都在这一划里。 在解放区的土屋里，他把缝在衣角的情报交给组织。 那些记在布条上的特务名单、监狱布防图，让原本准备强攻白公馆的计划改了方向，救下了20多个同志。 组织派人去山东核实他的身份，带回的消息让他红了眼：妻子没改嫁，每天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在柜里，就等他回去。 1947年冬天，他穿着一身旧棉衣站在家门口，却不敢敲门。 14年的“疯癫”和伤疤，要怎么跟她说？他在雪地里站了好久，最后捡起地上的破碗，装作讨饭的敲了门。 灶台上的粥还冒着热气，妻子把他拉到炕边，用布巾擦他脸上的泥。 耳后的痣露出来，她的手停在半空，眼泪砸在他手背上。 “粥快凉了。”她没问这14年他去了哪里，只是把饼掰碎了放进粥里，像他走之前无数个早晨那样。 他喝着粥，觉得这14年的苦，好像都泡在这碗热粥里，暖得让人想掉泪。 有些坚守不用讲出来，就像她等的那14年，和他跑过的那些圈，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