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驾机叛逃的孙天勤和邓丽君的留影。 那张刊登在《中央日报》头版的照片里，孙天勤穿着笔挺的上校制服，身边站着笑靥如花的邓丽君。 没人知道，这个被台湾当局捧为“反共义士”的飞行员，口袋里还揣着7000两黄金的支票，眼神里却藏着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慌乱。 1983年8月7日的丹东机场，晨雾还没散尽。 孙天勤坐进歼-7M的驾驶舱，例行检查时手指划过仪表盘这套他闭着眼都能操作的雷达系统，几小时后将成为他换取荣华的“投名状”。 塔台下达起飞指令，他拉杆升空，油箱里的油刚够飞到训练空域，却悄悄把航向调到了东南，朝着黄海对面的陌生机场飞去。 台湾当局的奖励来得比预想中更快。 7000两黄金的支票递到手上时，孙天勤数了三遍才确认数字没看错。 这比1965年叛逃的李显斌多2000两，比1981年的吴荣根多3000两。 军情局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你应得的”，他却突然想起在陕西凤翔老家，父亲曾指着天上的飞机告诉他“开飞机的人，心要比云彩还干净”。 1984年的劳军演出后台，邓丽君被工作人员引到孙天勤面前。 “孙上校可是我们的英雄。”对方笑着按下快门，闪光灯亮起的瞬间，邓丽君的笑容僵了半秒。 后来有人扒出，这场演出是台湾军方特意安排的，照片第二天就登上报纸头版，配文“义士与巨星的相遇”。 民间却炸开了锅，有读者写信到报社：“拿叛逃者当英雄，还要拉着歌后作陪，这戏演得太难看。” 穿上上校制服的孙天勤，很快发现自己活在玻璃笼子里。 每天去空军基地打卡，却连作战会议室的门都进不去。 同事见了他要么绕着走，要么皮笑肉不笑地说句“孙义士好”。 夜里睡不着时，他会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发呆，那盏灯的光晕和丹东机场塔台的指示灯越来越像，他开始频繁酗酒，酒瓶摔在地上的声音，总让他想起战机突破音障时的轰鸣。 1990年代的温哥华，孙天勤搬进了台湾当局安排的公寓。 窗外是陌生的街景，桌上摆着那张和邓丽君的合影，照片边角已经泛黄。 2010年确诊肺癌后，他在医院里偶尔会翻看旧报纸，看到1984年空军改革的新闻因为他带走的歼-7M参数，中国空军紧急升级了飞行员思想监测系统，“每个操纵杆旁都多了份《保密守则》”。 如今丹东机场的训练空域依旧繁忙，年轻飞行员们在模拟器里一遍遍练习航线修正。 没人再提起孙天勤的名字，但那张和邓丽君的合影，偶尔还会出现在军事历史研究的档案里。 照片里的黄金支票早成了废纸，7000两黄金堆起来的“荣光”，最终只换来了温哥华公寓里一盏孤独的灯，亮到2017年他病逝那天才彻底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