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杨开慧牺牲前，抱着毛岸英轻声说：“我没有其他话留给你们，如果你们将来能够看见你们的爸爸，就对他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我非常想他，只是我不能帮他了，望他能够多保重……” 孩子的小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油灯在长沙陆军监狱的铁窗下摇晃。 杨开慧把毛岸英搂进怀里，棉衣上还沾着从板仓带来的稻花香。 三天前宪兵闯进家门时，她正把最后一封写给润之的信塞进墙缝，信纸边角被油灯烤出焦痕。 1920年的长沙城，师范学生毛泽东常往杨昌济教授家跑。 那时杨开慧还是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师学生，却能和他辩论《新青年》的文章到深夜。 她后来放弃升学机会，提着藤箱搬进清水塘22号，成为中共湖南支部第一个女党员。 同志们说毛委员的家就是省委机关，可谁都见过深夜里她为赶写传单熬红的眼睛。 大革命失败那年，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 白天她是教村民识字的杨先生，晚上就成了地下交通员。 有回送信路上遇到巡逻队，她把情报塞进竹筒藏进稻田，自己抱着毛岸青唱着儿歌迎面走去。 国民党清乡报告里写她“行踪诡秘”，却没提她每次出门前都要给孩子们缝好备用的布衫。 1930年11月13日的月光特别亮。 狱警听见这个29岁的女人在哼《国际歌》，铁镣磨破了脚踝也没停。 第二天清晨，她整理好蓝布旗袍的领口，对前来告别的狱友说“莫哭，我们会在天上见”。 枪声响起时，浏阳门外的荒草里，还留着她昨夜悄悄藏好的一枚铜元那是准备给孩子买糖的。 四十二年过去，维修故居的工匠在卧室后墙摸到硬块。 油纸层层剥开，七张信纸已经泛黄发脆。 “润之吾爱”四个字力透纸背，信里问他足疾是否痊愈，问孩子们的冬衣够不够，却只字没提自己被严刑拷打的事。 这些没能寄出的牵挂，如今静静躺在湖南省档案馆的恒温柜里，玻璃展柜每天都有人驻足凝视。 去年秋天我去板仓纪念馆，讲解员正用全息技术还原那些信笺。 投影里杨开慧写字的手微微颤抖，窗外突然掠过几只白鹭。 展厅出口处，几位戴红领巾的孩子正临摹墙上的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他们笔尖，把“革命”两个字映得格外清晰。 那些藏在墙缝里的深情，原来早就化作了照亮前路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