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圣诞夜的香港，怀馨馆的水晶灯刚映亮梅绮的婚纱，宴会厅的木门就被踹得巨响。 几个日军士兵举着枪站在门口，皮靴上的泥雪混着血渍，滴在红地毯的玫瑰图案上。 新娘手里的捧花突然散落，百合和满天星滚到士兵脚边，被踩成了泥。 梅绮那时是香港影坛最受捧的新人。 祖父是广东太史公江孔殷，家里的书房总堆着古籍和剧本；叔父南海十三郎写《寒江钓雪》时，她就趴在桌边看，12岁就能背全本唱词。 16岁演《百战余生》，镜头第一次对准她时，导演说“这眼神能扛住半部戏”后来她果然一年拍10部片，《家》里的梅表姐、《春》里的鸣凤，海报贴满弥敦道的茶楼。 婚礼前半个月，香港早就飘着硝烟味。 12月8日日军轰炸启德机场那天，梅绮正在拍《秋》的外景，炸弹落在不远处，场工抱着摄影机跑，她却盯着布景里那棵假海棠树发呆那树和家里后院的真树太像，爷爷以前总在树下教她背诗。 张瑛拉她进防空洞时，她兜里还揣着婚礼请柬，烫金的“囍”字被汗水洇花了边。 圣诞夜的暴行持续了两个小时。 张瑛冲上去想护她，被枪托砸中额头，血顺着脸颊流进领结里。 有个宾客想开窗呼救，日军士兵直接把刺刀架在他脖子上。 梅绮后来很少提那天的细节，只在1946年的采访里说“婚纱的蕾丝勾住了枪栓，扯破时像戏台的幔帐掉下来”。 她把那件婚纱锁进樟木箱，一锁就是四年。 息影的日子，她在难民营教孩子认字。 有个小姑娘总问她“电影里的好人后来怎么样了”，她就编故事，说鸣凤变成了小鸟，梅表姐去了南洋。 1946年复出拍《秋》，导演让她穿婚纱演最后一场戏，她从樟木箱底翻出旧衣，领口的珍珠掉了三颗，缝补时手指抖得穿不上针线。 那天片场的灯特别亮，她对着镜子笑，化妆师说“梅小姐今天眼睛里有光”。 后来梅绮和张瑛还是离了婚。 1945年抗战胜利那天，张瑛提着蛋糕去看她，她把当年的戒指放在桌上，铂金圈上有道凹痕是那天被枪托砸的。 “戏散了，”她说，“台上的夫妻，下了台就该各走各的路。”张瑛没说话，只是把蛋糕上的“囍”字蜡烛吹灭了，烟圈飘到樟木箱上，像谁叹了口气。 去年我在香港历史档案馆翻资料，看到1947年的《华侨日报》登过梅绮的照片：她在片场整理戏服，手里拿着那件补过的婚纱，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蕾丝上，破洞的地方闪着细碎的光。 那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是一个女性在乱世里，用伤痕拼起来的生存证明就像她后来演的所有角色，苦里总藏着一点不肯灭的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