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问孙俪：“你年收入超过7000万，可亲生父亲一家还住在贫民窟，你为什么不

主持人问孙俪： “你年收入超过7000万，可亲生父亲一家还住在贫民窟，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买一套房呢？”未曾想，孙俪却异常冷静：“凭什么？我没有那个义务！”

孙俪对父亲说出“我没有义务”时，许多人只看到了态度的决绝，却很少有人真正在意，那句冷静的话背后，是一个女孩从被嫌弃到自我成全的漫长路程。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物质不宽裕，家庭气氛更谈不上温暖。父亲深信“重男轻女”，对这个女儿从出生起就带着怨气，动辄打骂，把她当成争吵时的借口，而真正张开双臂护住她的，始终是母亲。

十二岁那年，岌岌可危的婚姻终于走到尽头。父亲留下区区两千元抚养费转身离去，再难在她的生活里承担什么角色。那时的孙俪已经足够懂事，明白这一走意味着什么。另一边，母亲邓丽芳则从此扛起了一切。

母女俩挤在棚户区的小屋里，靠精打细算过日子。为了让女儿有机会学舞蹈，追求那一点点朦胧的舞台梦想，母亲白天在商场当售货员，晚上做保洁，一天干上两三份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女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时她暗暗立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让母亲不再受这样的苦。

幸运的是，天赋和努力没有被辜负。孙俪在舞蹈上表现出过人的悟性，凭技能进入文工团，在严格训练中学会了自律和独立，也通过一次次演出积累了表演的感觉。

后来她遇到了《玉观音》，从普通演员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再到《甄嬛传》《芈月传》，一步步站上了事业的巅峰。

拿到第一笔可观片酬时，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犒劳自己，而是给母亲买下一套宽敞的房子，让那个为她拼命打工的背影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心歇脚的地方。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亲的长期缺席。在她最需要人扶一把的时候，他没有承担责任；在她和母亲最难的岁月里，他也没有真正回头看过一眼。

直到她已经功成名就，年收入被媒体渲染得触目惊心，关于“为什么不帮父亲一家”的质疑声才突然出现。有人指责她不尽孝道，却忽略了“养而不教”“弃而不顾”的一端是否也应当被计入账本。

实际上，孙俪并非没有试着翻篇。在得知父亲患癌之后，她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出钱为其治病，可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但在她看来，对方没有表现出真心的懊悔，反而把她的成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提款机，索取愈发肆无忌惮。

于是，当记者问到是否会在经济上长期接济父亲时，她才会给出那句“我没有义务”。这句话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属于女儿的责任，早就被他亲手切断在当年的转身离去里。

拒绝无条件帮父亲一家，并不等于她冷漠无情。恰恰相反，她长期投身公益，从助学到匿名捐助，再到关注流浪动物，把金钱和时间都倾注在那些真正需要援手的人身上。她愿意施善，却不愿把“孝顺”变成单方面的索取工具。她把善良视作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舆论驱赶着去完成的任务。

在家庭里，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与邓超一起抚养下一代。她注重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尊重生命，不愿让“重男轻女”这样的旧观念再次在新的家庭里重演。

作为演员，她对每一个角色都认真以待，拍《甄嬛传》时查资料、请教学者，只为把人物演得更立体。她在荧幕上的那些“大女主”，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她人生态度的投射：外柔内刚，清醒自持。

外界对于她的选择争论不休，有人坚持认为“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也有人认为在严重失职的家庭关系中，成年子女有权为自己划定边界。

孙俪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一种答案：亲情不仅是血缘，更是责任和陪伴；如果在一个孩子最孤单的时候选择离开，那就很难在多年之后，仅凭血缘要求对方无条件付出。她的那句“我没有义务”，既是对童年伤痕的自我保护，也是对传统“道德绑架”的一次温和却坚定的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