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知青王文清发烧39度，赤脚医生张秀巧看后，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他说打针的地方还痛，张秀巧扒下他的裤子：“奇怪，明明不红不肿啊？这怎么还痛呢？” 张秀巧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二十出头，扎着两条麻花辫，背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医药箱，在村里管着几十户人家的头疼脑热。她学医是半路出家，前几年去县里培训了三个月，回来就接了老医生的班。王文清是去年从城里来的知青，在队里种水稻，平时话不多，但肯吃苦，张秀巧见他病得厉害，就给他打了青霉素——这是当时治发烧最常用的药。 王文清趴在卫生室的木板床上，裤腰褪到膝盖，张秀巧用手轻轻按了按他屁股上的针眼周围，皮肤确实不红不肿，可他还是龇牙咧嘴地喊痛。张秀巧皱着眉，又仔细看了看，突然发现他大腿内侧有个小红点，像被蚊子叮过。“你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哪儿痒？”她问。王文清想了想，说前天下田插秧，腿上被蚂蟥叮了几口，当时他用手拍掉了，没当回事。 张秀巧心里咯噔一下。她记得培训时老师说过，蚂蟥吸血时会分泌一种抗凝血酶，被叮后伤口容易感染，严重的话会引起蜂窝织炎。她赶紧让王文清站起来走走，结果他刚迈一步就疼得蹲下来，大腿根肿得发亮。“得去公社卫生院！”张秀巧说着，转身去拿自己的布包，可王文清拉住她：“秀巧，别去了，我扛得住。”他怕花钱，也怕耽误队里的活。 张秀巧没听他的，硬把他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扶着他往公社走。从大队到公社有八里地，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张秀巧个子不高，走几步就喘，可她一直没松手，嘴里还念叨着：“你忍忍，到了卫生院打消炎针就好了。”王文清看着她额头的汗珠子，心里又暖又愧——这个平时连瓶红花油都舍不得买的姑娘，为了他跑了这么远的路。 到了公社卫生院，值班医生检查后说是蚂蟥叮咬引发的深部感染，得住院治疗。张秀巧帮他办好手续，又跑回大队给他拿换洗衣服。王文清躺在病床上输液时，看见张秀巧坐在床边削苹果，果皮卷成一长条，没断。“秀巧，”他轻声说，“谢谢你。”张秀巧抬头笑了笑：“谢啥，都是一个队的，我不帮你谁帮你？” 住院的七天里，张秀巧每天都来。她带来自家腌的咸菜，还有队里分的鸡蛋，说“补补身子”。有次王文清问她：“你咋学的医？”她放下手里的饭盒，说：“我爹以前是村里的郎中，文革时被批斗死了，我就想替他接着给人看病。虽然我学的没人家多，但只要能帮上忙，就值了。”王文清看着她认真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比城里的医生还可靠。 王文清病好后，干活更卖力了。有次队里分粮食，他主动帮张秀巧家多扛了两袋，张秀巧追着他要还，他笑着说：“就当还你医药费了。”张秀巧急了：“说好的，不许提钱！”两人正推搡着，旁边的知青们都笑了起来。 后来知青返城，王文清考上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外科医生。他常跟人说，是张秀巧那次“不依不饶”的坚持，让他不仅治好了病，更懂得了什么是责任。而张秀巧一直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直到退休。有次同学聚会上，大家问她后悔不，她端着茶杯说：“我这辈子没干啥大事，就看了几十年病，能让乡亲们少受点罪，就够了。” 那个年代的医患关系，就是这样简单又实在。没有昂贵的检查费，没有复杂的流程，有的是一颗愿意为别人着想的心。张秀巧和王文清的故事，不过是千万个乡村医疗故事里的一个，却让我们看见，最温暖的力量，往往来自最平凡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