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急匆匆的来到毛主席处，将一位48岁女叛徒的判决书递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愤怒的说“她是我党的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叛徒。”审判书上“叛徒”二字墨迹未干，可在两位领袖眼中，这个叫关露的女人，是藏在敌人心脏里十几年的一把刀。 关露本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左翼作家，笔杆子比枪杆子还硬。 1939年的一天，组织派人找她谈话，说需要她利用和汪伪特工李士群的旧识关系，潜伏进敌伪内部。 她盯着窗外的梧桐叶沉默了半晌，问“以后还能写那些骂鬼子的文章吗？”对方摇头，她轻轻“嗯”了一声，把钢笔收进了抽屉最深处。 从那天起，“关露”成了街坊邻里避之不及的名字。 她在《女声》杂志上写亲日文章，字里行间却藏着日军“扫荡”计划的密码；她故意在公共场合和汉奸勾肩搭背，转身就把汪伪政权的动向塞进约定的墙缝。 曾经的文友在街上遇见她，朝地上吐口水骂“败类”，她只能低着头快步走开，手在袖子里攥得发白。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关露因为那段潜伏经历被卷了进来。 办案的同志拿着她当年发表的“汉奸文章”当证据，档案柜里那些标注“绝密”的情报记录却还没到解密的时候。 没人知道她曾在1941年冒死送出日军“南进计划”的电报，更没人见过她藏在枕头下那张泛黄的党员证。 我觉得，正是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过地下工作，才更清楚这些“特殊战士”的不易，知道有些“污点”其实是勋章。 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拍了桌子：“关露的问题必须重审，她是党放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剑。”毛主席在判决书上写下批注：“隐蔽战线同志的功绩，永不埋没。”公安部的同志翻遍了尘封的档案，终于在1976年后找到了那份1941年的电报底稿，电文末尾“露”字的暗号，和她当年的汇报记录完全对上。 1982年夏天，平反决定送到关露手上时，她已经75岁了。 老人手抖得厉害，签名字时笔尖在纸上划了好几个圈。 她从抽屉里翻出那支当年收起来的钢笔，笔帽早就生锈，却被摩挲得发亮。 后来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指着窗外说：“你看现在的天多蓝，这就是我当年想写的文章。” 当年那份被毛主席推开的判决书，后来和她的钢笔一起存进了党史馆。 钢笔尖上的划痕还在，就像她这辈子走过的路，看着满是伤痕，其实每一道都是向着光明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