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说：“此生我不会再娶！”不过，岳父却说：“我三女儿14岁，和她姐姐神似，你娶她吧？”谁知，马一浮果断决绝：“亡妻地位无人能替……” 1901年的绍兴腊月，冷雨裹着湿泥，19岁的马一浮亲手送走妻子汤仪的棺木。 新婚一年零三个月，妻子难产走了，连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 回城的路上，他把油纸伞的伞骨捏得咯吱响，一路没说一句话，鞋帮上的黄泥冻成了硬块。 三天后，岳父把他请到家里，摆下一桌只有两副碗筷的酒。 岳父先灌下一杯烈酒，咳嗽着开口：“我三丫头今年十四，眉眼性子都像她大姐，你要是愿意，她就是你的人，咱们照旧是亲戚。” 马一浮盯着酒杯里晃动的灯影，半天没动筷子，只轻声说： “大姐在世时，最爱吃醉蟹，我给她掰蟹腿，她总嫌我手慢。如今蟹壳都空了，我还掰给谁看？” 岳父的手抖了，酒洒到袖口，又追问：“你还年轻，往后几十年，一个人怎么熬？” 马一浮伸手盖住杯口，声音不高却字字坚定：“熬不过也得熬。 我夜里做梦，她挺着肚子坐在床沿问我粥热不热，醒来枕边凉透了。 要是再娶一个，梦里来的还是她，我该怎么交代？” 屋里的炭火噼啪作响，岳父低头抹泪，袖口湿了一大片。 马一浮起身深深作揖，推门走进雨里，斜飘的雨丝打湿了门槛，也打湿了他单薄的衣衫。 往后的日子，每年清明马一浮都会去汤家坟前除草。 他蹲在墓碑旁，用袖子细细擦去“汤仪”二字上的青苔，擦一会儿停一会儿，好像在等墓碑里的人回话。 岳父那个14岁的三女儿，有时会跟着家人来上坟，远远站在松树下，手里攥着纸钱，不敢走近。 马一浮烧完纸，拍掉膝盖上的泥土，冲她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就沿着田埂默默走远。 后来这个小姨子嫁到杭州，跟着夫家去了上海，再也没回过绍兴。 朋友们看着他孤孤单单，都劝他： “你屋里连个烧热水的壶都没有，老了可怎么办？” 马一浮总是笑笑回答：“我写字，写累了就念诗，诗念完了就睡觉，梦里谁来，谁就是我的热水。” 他真的终身未娶，把对妻子的思念，都藏进了笔墨里，藏进了岁岁年年的清明雨里。 四十年后，马一浮在杭州西湖边离世。 人们在他的床头发现一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裹着一方没绣完的婴儿肚兜，针脚细密工整，上面的海棠花只绣了一半。 那是当年汤仪怀着孩子时，一针一线准备的，还没来得及绣完，就带着未出世的孩子永远离开了。 这份跨越半生的深情，哪里是一句“痴情”就能概括的。 在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马一浮用一辈子的孤单，守住了对亡妻的承诺。 他床头的那方肚兜，绣的不是海棠，是刻进骨血里的思念。 他拒绝的不是14岁的小姨子，是对亡妻独一无二的忠贞。 原来真正的爱，从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往后余生，再也容不下别人的坚守。 这份深情，比西湖的水还要绵长，比绍兴的雨还要缠绵，让后人读一次，就忍不住红一次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