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跟在外地的儿子聊天到凌晨一点。 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斑白的鬓角。他说

昨天晚上，我跟在外地的儿子聊天到凌晨一点。 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斑白的鬓角。他说完那句“义务和责任”，电话两头都静了几秒。他那头的键盘声又响起来，嗒嗒嗒的，像雨点子。 “你爸走那年……”我刚开口，又停住了。窗外有只野猫叫了两声，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 第二天我照常开小店。酱油瓶子擦到第三个的时候，手机震了。是他发来的航班信息——后天下午到。我手一滑，瓶子差点摔了。 他真回来了，拖着个大箱子，风尘仆仆的。“请了三天假，”他说得轻描淡写，“正好项目告一段落。”可我看他眼睛里的红血丝，像蛛网。 他没提房子的事，我也没问。就帮我理货，扫地，给老顾客送醋。傍晚我们坐在店门口剥毛豆，他的手速比我快多了，豆子噼里啪啦掉进盆里。 “妈，”他突然说，“我辞职了。” 我手里的豆荚掉在地上。空调外机在头顶嗡嗡响。 “跟几个朋友合伙，接了个本地的项目。”他捡起我掉的豆荚，“以后……每周都能回来吃顿饭。” 我张了张嘴，什么声儿都没出。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盖住了我半个身子。隔壁飘来炝锅的香味，葱花的。 那晚他睡在他小时候的房间。我起夜时，看见门缝里还透着光——大概又在熬夜。我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传来很轻的哼歌声，是他小时候我常哄他睡的那首。 第二天一早，他已经在店里了，正踮着脚够最高那层货架上的粉丝。晨光从门缝斜进来，照着他后脑勺上一小撮翘起来的头发，和他爸一模一样。 “妈，”他没回头，“我想吃虾仁饺子了。” 我系围裙的手顿了顿。冰箱冷冻层最里面，还冻着上个月包的那三十个。每个饺子里，都塞了颗完整的虾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