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对白求恩的理解，停留在‘无私奉献’的单一形象。现在才认识到，他的故事远不止于此——那是一位在医术、勇气与人格上都堪称卓越的人，如何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践行了真正的信念。 我是在翻一本旧军医档案时，才真正读懂白求恩的。1938年，他从加拿大带着医疗器材漂洋过海来到延安，不是来做客，是来拼命。那时的晋察冀边区缺医少药，伤员从前线抬下来，常因为感染或失血过多死去。白求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术台搬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伤员从受伤到动手术，不能超过两小时。为此，他常在炮火声中给伤员取弹片，头顶是呼啸的子弹，脚下是泥泞的战壕，可他的手稳得像山。 有次，一个叫小栓子的八路军战士被炮弹炸断了腿，送来时已经休克。随行的医生说“没麻药了，要不截肢吧”，白求恩瞪着眼吼回去：“胡闹！腿能保就要保！”他自己动手做了简易麻醉剂，一边给小栓子注射，一边握着孩子的手说“忍忍，叔给你把腿接上”。手术做了四个小时，他的额头全是汗，可缝完最后一针时，他笑着说“成了”。后来小栓子康复归队，每次提起这事都掉眼泪，说“白大夫给了我一条腿，更给了我活着的底气”。 白求恩的“卓越”，还在于他敢打破常规。当时国内的医院，医生和护士分工明确，可战地救护容不得这套。他培训医护人员时，要求每个人都要会止血、包扎、固定，甚至要学会用锯子做截肢手术。他说“在战场上，多一个人会急救，就多一个伤员能活下来”。他还发明了“流动手术车”，把手术器械装在骡车上，跟着部队移动，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伤员需要，随时能展开手术。这种创新，让晋察冀边区的伤员死亡率从40%降到了10%以下。 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他从不把自己当“外国专家”，和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穿打补丁的军装，还学会了用中文说“同志们辛苦了”。有次，一个炊事员给他端来一碗热汤，他非要先给重伤员送去，说“我饿一顿没事，他们等不得”。他甚至把自己的怀表当了，换了药品和绷带，说“这表能换十条命，值”。 1939年冬天，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感染了败血症。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前线的手术，说“给我打一针，我还能做手术”。可他的身体已经垮了，高烧到40度，嘴唇干裂得出血。临终前，他写下遗嘱，把仅有的钱分给战友，还特别提到要给小栓子留一双新鞋——那孩子之前总说“等伤好了，要穿新鞋去打鬼子”。 现在再想起白求恩，我不再只觉得他“伟大”，更觉得他“真实”。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是“圣人”，而是因为他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救死扶伤”刻进了骨血。他不是没有恐惧，只是更怕看到伤员因为自己的犹豫而失去生命；他不是不累，只是更心疼战士们为了国家把命都豁出去。 他的故事，其实在问我们每个人：当信念和现实冲突时，你会不会像他一样，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当条件艰苦到极限时，你能不能像他一样，把“不可能”变成“我能行”？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