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胡适在宝岛因病去世，长子胡祖望从纽约赶来奔丧，江冬秀问儿子：“你弟弟也知道了？可接丧报？”，儿子怯懦地说一句话，江冬秀直接昏厥。 1948年，那时候的北平，冷得刺骨，战火已经烧到了城门边上。胡适作为当时学界的“头号人物”，是必须要走的。蒋介石派了专机，名单都拟好了。 胡适夫妇收拾好细软，准备带两个儿子一起南下。大儿子胡祖望听话，跟着走了。可到了小儿子胡思杜这儿，出了岔子。 这孩子当时才27岁，正是血气方刚、满脑子理想主义的时候。他对胡适说：“爸，我不走。我又没做官，也没干坏事，共产党来了能把我怎么样？我又不是战犯。” 胡适是个讲究“自由”的人，哪怕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他也做不出强绑着儿子上飞机的举动。江冬秀急得直跺脚，可儿子铁了心要留下。最后，胡适给儿子留了一箱金银细软，那是老夫妻俩能给孩子留下的最后一点护身符，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登上了飞机。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这一转身，就是两个世界。 胡思杜留在了北平，起初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他把父亲留下的金银全上交了，以此表明自己“进步”的决心。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那是真心地想要融入新社会，想要和那个被定性为“反动文人”的父亲划清界限。 那个时候的胡思杜，太天真了。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积极，就能洗刷掉“胡适之子”这个原罪。 1950年，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震惊海内外的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作者正是胡思杜。 文章里，那些字眼像刀子一样扎心：“人民的公敌”、“反动阶级的忠臣”……儿子用最激烈的语言，将父亲钉在了耻辱柱上。他甚至在文章里直接写道：“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这消息传到美国，胡适正在吃早饭。朋友小心翼翼地把报纸递给他，以为他会暴跳如雷，或者痛哭流涕。 结果，胡适只是平静地看完了文章，然后笑了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思杜被逼无奈才写的，不是他的真心话。”他甚至还把那篇文章剪下来，贴在了当天的日记里。 知子莫若父。胡适心里门儿清，那个曾经在自己膝下撒娇、性格温和的小儿子，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这副面孔？那是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泥沙，逼得人不得不低头啊。 江冬秀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她只知道，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最朴素的价值观：父子反目，那是大逆不道，更是人间惨剧。 但胡思杜并没有因为这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而获得他想要的安宁。 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胡适之子”这四个字，就像是一块洗不掉的黥印，刻在他的脑门上。 他想入党，没批；他想和心爱的姑娘结婚，人家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吓得连夜分手。他在唐山铁道学院教书，兢兢业业，甚至为了避嫌，连北京的亲戚都不敢走动，生怕连累别人。 他活得小心翼翼，活得卑微到了尘埃里。 可是，暴风雨还是来了。1957年，那个让无数知识分子胆寒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胡思杜想，这回我得更积极点，我得给党提意见，我得表现出我的热忱。 他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原本是出于好心。结果，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从“积极分子”瞬间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他被划为“右派”。 这一次，胡思杜彻底绝望了。他交出了父亲的钱，骂了父亲的名，断了亲情的路，甚至连尊严都抛弃了，只为了求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身份。可到头来，他依然是被排斥的异类。 1957年9月21日，36岁的胡思杜绝望地写下了一封遗书。但这封遗书，不是给远在海外的父母，而是给他的堂兄胡思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堂兄，还敢接纳他。 他在遗书里说：“我没有亲人了，只有你一个……我死后，给我留一口薄棺材就行。” 然后，他找了一根绳子，在凄冷的宿舍里，结束了自己年轻且荒诞的一生。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那个年代，消息封锁得厉害。胡适虽然听到过一些风声，说思杜可能出事了，但他潜意识里拒绝相信。他在立遗嘱的时候，还专门把遗产分成了两份，一份给大儿子祖望，一份留给小儿子思杜。 他幻想着，或许有一天，云开雾散，父子还能重逢。 直到1962年，胡适猝然离世。 长子胡祖望在整理父亲后事时，才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其实早就通过渠道知道了弟弟的死讯，但他不敢说。他怕父母受不了，怕那个原本就已经风雨飘摇的家，彻底散了。 可现在，父亲走了，面对老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他再也瞒不住了。 “妈，思杜五年前就上吊了。” 那天在灵堂上，江冬秀醒来后，哭得嗓子都哑了。她一边哭丈夫，一边哭儿子，哭那个把他们一家人撕得粉碎的时代。 后来，胡祖望在父亲的墓旁，给弟弟立了一块衣冠冢。碑上刻着：“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一家四口，终于以这种凄凉的方式，在地下“团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