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因为抗战爆发，加之周恩来等人的积极营救，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提前释放出狱。刚出狱时，陈独秀在傅斯年家暂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搬到学生陈钟凡家中住下。 出狱那天，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墙角还留着日机轰炸的残痕。年近六旬的陈独秀穿着一身旧短衫，胡子拉碴却目光如炬，面对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邨邀请他住进中央党部招待所的提议，他当场回绝：“不妥，不如还我平民面目。”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早就在狱外等候，这位曾在箭杆胡同9号与他畅谈新文化的旧友，将他接回了家中。傅家的书房里，陈独秀连夜翻阅《大公报》，看到“欢迎老斗士出狱为祖国努力”的短评时轻轻点头，可读到“深知悔悟”四字，他猛地将报纸拍在桌上：“爱国可认，悔悟二字绝不能受！” 在傅家暂住的日子并不长，却让陈独秀看清了各方的真实态度。蒋介石通过朱家骅送来橄榄枝，许诺资助10万元让他另组“新共党”，还预留了五个国民参政会名额，他直言拒绝：“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不过是装点门面。” 胡适为他联络了美国的图书公司，劝他赴美写自传避祸，他也婉言谢绝，国难当头，岂能远走他乡。真正让他安心落脚的，还是学生陈钟凡的家。这位秉承“先忧后乐”家风的古典文学家，早已将家中东院收拾妥当，知道老师爱吃清淡小菜，每天让家人炖上杂粮粥，备上爽口咸菜，连书房的油灯都换成了亮度更高的马灯，方便他深夜读写。 住进陈钟凡家后，陈独秀没闲着。他频繁接待来访的进步人士，深夜在灯下撰写抗战文章，偶尔还会和陈钟凡探讨时局到天明。当有人劝他趁机重整托派组织时，他提笔写下“各奔前程”四字，彻底与过去的派别切割。中共中央曾提出三项条件，希望他公开脱离托派后回到党内，他坦言“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倔强的性格让他错过了这次机会。更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康生回国后竟诬陷他是“日本间谍”，这让本就心存芥蒂的关系彻底破裂，陈独秀甚至准备“收集材料到法庭算总账”。 即便身处多方排挤的夹缝，陈独秀的抗日立场从未动摇。他在华中大学、武汉大学等地发表演讲，直言“抗战是中国第五次大革命”，呼吁“解除民众痛苦、给予政治自由”才能真正发动民众。他的演讲掷地有声，台下学子常常掌声雷动，许多青年受他感召投身抗日洪流。那段时间，陈钟凡家的门槛几乎被踏破，既有传递消息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寻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小小的院落成了抗战初期南京城里一处特殊的“舆论阵地”。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生桀骜不驯，却始终坚守着爱国初心。出狱后的种种选择，既彰显了他“龙性岂能驯”的骨气，也暴露了他不善妥协的局限。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命运往往身不由己，但陈独秀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呐喊与坚守，恰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