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张大千罕见对女儿发飙：“为什么要我回国？你说国内进步很大，穷死、饿死那么多人，这也叫做进步？” 在近现代中国画坛提起张大千，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分量。这个出身旧社会、跨越清末到新中国的画坛巨擘，一生既像一幅铺陈开来的长卷，又像泼墨泼彩里那团永不定形的色块，绚烂、矛盾，又充满张力。 少年时代，他见惯了战乱与饥寒。清末乱局、军阀混战再到抗战硝烟，他一路走来，对“生死杀伐”有着本能的厌倦。偏偏天生一身画才：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早早便在民国画坛打出名声。 1919年冬，他在上海禅定寺短暂出家，由逸琳法师赐名“大千”，取意“三千大千世界”。出家没多久，他就因不愿受戒、又不甘清规戒律束缚，被家里和二哥张善孖强行“押回”四川成婚，从此不再提遁入空门，只把“大千居士”这个名字留在身上，一用就是一生。 婚后，他游走各地，远赴日本、欧洲，再回到敦煌、阿旃陀石窟之间临摹壁画，用脚步和画笔丈量东西方艺术。他一边大量收藏历代名迹，一边在自家笔下反复实验，既能守得住传统山水的格局，又敢在色彩与构图上大胆翻新。 1949年前后，时局骤变。那年初春，何香凝北上参加新政协议会，临行前特意登门索画，他细心构思，献上一幅《荷花图》，既是文人间的唱和，也隐含着对新局面的观望。 同年冬天，成都解放在即，他辗转拿到三张机票，带着家人离开内地，此后一路南渡，再晃到海外，从此站在了“留”与“归”之外的第三条路上。 1950年起，他借印度美术会之邀定居新德里，举办画展，又跑去阿旃陀石窟与敦煌壁画对读，在色彩和造型上汲取新的灵感。也正是在异国他乡，他收到了齐白石的来信。 信里既有对新中国“进步”的称赞，也有“我一张画能卖100美元”的轻描淡写。张大千读到这里，心里却是一沉：在他眼中，这像是在用一个不算高的价码，去衡量一幅本该无价的名家之作，透出的是国内的贫困与难处，与纸面上的“美好生活”形成刺眼对比。 这种真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让他在“要不要回去”的问题上更加迟疑。他仍然寄去100美元回敬老友，却悄悄把回乡的念头像墨泼到了水里，散开又合不拢。 与此同时，他在艺术道路上的脚步并未停下。南方舒适的环境与海外相对自由的空间，使他得以心无旁骛地画画。 细腻的“南派”笔触、多层晕染的设色，在市场和观众那里备受追捧，却也被一些评论者指为“太甜”“太滑”。傅雷直言他部分作品有流于富丽之嫌，陈子庄谈到齐白石的精谨时，侧面也勾勒出与他截然不同的气质。 但这些褒贬，在他晚年的泼墨泼彩面前，都成了注脚。他开始大面积地挥墨泼彩，让水、墨、色在宣纸上互相渗透，山水在翻涌的色块中若隐若现，既延续了中国画的骨气，又带着几分西方抽象的意味。 也正是这些作品，让他在国际上真正站稳了“世界级”的位置，与毕加索、赵无极等人的交往，也让“东张西毕”的说法流传开来。 可无论走多远，他对“家”的感受始终复杂。 一边是朋友信中关于“进步”的赞词，一边是他从亲人口中听来的饥馑与牺牲。1963年与女儿相见时，当听到“国内变化很大”的形容，他忍不住爆出一句：“穷死饿死那么多人，这叫进步吗？为什么非要我回去？”这既是一种愤懑，也是一种无力。 此后，他再没有踏回国土一步。 辗转半生，他终在台湾落脚。摩耶精舍成了他晚年的栖身之所，画室里泼墨泼彩一张接一张，窗外却永远只有想象中的故乡山色。 1984年，他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传说他离世前一直望着祖国的方向，叹息声轻，却像落在纸上的最后一笔墨。 在那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代，有人北上，有人南渡，有人留在尘埃，有人远走天涯。张大千选择了用画笔抵抗时代的撕裂，用一生来守住“大千世界”的繁盛与自我。他没能回到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在自己的画里，为故乡保留了一块永远不会被抹去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