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侦查员被捕，刑讯室内，日军翻译官突然大声呵斥文国才，走到他跟前，对他耳语了一句：别暴露！ 1944年，文国才接到任务，去周家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收一批军需物资。这个联络点是一家商铺，平时人来人往，看着挺安全。文国才也是老江湖了，进店后没急着说话，先是观察了一圈。 但他刚对上暗号，就发现铺子老板神色不对劲——那种眼神里的惊恐和茫然，是装不出来的。 坏了，出事了！ 文国才反应极快，转身就要撤。可惜，敌人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瞬间冲了出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这时候，一般人早就吓瘫了。但文国才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他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双手抱头，浑身哆嗦，嘴里带着哭腔喊着：“太君饶命啊，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我是良民啊！” 这真的全靠演技吗？不，这是求生本能下的冷静判断。只要没进审讯室，只要没最后定案，就必须演到底。 被抓进大牢后，环境那叫一个阴森。日军为了从他嘴里撬出东西，把刑具摆了一地，边上还拴着流着哈喇子的恶犬。 审讯开始了。坐在主位上的日本军官一脸杀气，边上站着个中国翻译官。 看着那个翻译官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文国才心里头那个恨啊。在他眼里，这种给鬼子当走狗的人，比鬼子还可恨。但他现在必须利用这个人，因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所有的供词都得经过翻译官的嘴。 文国才一口咬定：我就是个来收债的小商贩，啥八路九路，我听都没听过。 他把那种市井小民的贪生怕死、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惊慌失措，演得淋漓尽致。他赌的就是日本人抓人太多，不可能个个都核实清楚，只要自己不松口，就有活路。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那个一直冷眼旁观的翻译官突然发飙了。 他猛地冲到文国才面前，那架势像是要吃人，嘴里大声呵斥着，似乎在责怪文国才不老实。日本军官在旁边看着，也没觉得不对劲，以为翻译官是在帮着施压。 就在翻译官把脸凑到文国才跟前的瞬间，声调突然降到了极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极快地说了三个字： “别暴露！” 这三个字，听在文国才耳朵里，简直比惊雷还要响！ 一瞬间，文国才的大脑飞速运转。他立马明白了：是自己人！ 这个被他视作汉奸的翻译官，竟然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 这是多么惊险的一步棋。翻译官这三个字，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如果文国才反应慢了，或者稍微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被日本人看出来，那俩人都得死在这刑讯室里。 文国才毕竟是老侦查员，心里惊涛骇浪，脸上却依旧是一副吓破胆的怂样。他顺着翻译官的呵斥，继续哭诉自己的冤枉，把“良民”的人设做得更实了。 翻译官转过身，对着日本军官叽里呱啦一通翻译。文国才听不懂日语，但他看到日本军官紧皱的眉头慢慢松开了，眼神里的杀气也淡了下去。 显然，翻译官帮他把话圆过去了，甚至可能还加了些“佐料”，让日本人相信抓来的真就是个倒霉的生意人。 虽然暂时躲过了酷刑，但文国才还是被关回了牢房。日本人虽然没证据，但也懒得放人，打算就把他这么关着。 在牢里的半个月，文国才一刻也没闲着。他知道，自己必须活着出去，绝不能辜负那位翻译官的冒险相救。 如果自己死在这儿，或者哪天扛不住露了馅，那个翻译官也会跟着遭殃。 这时候，牢里又关进来一个卖私盐的贩子。这人也是个苦出身，被日本人抓来当壮丁。文国才看准机会，跟这个盐贩子成了“盟友”。 两人一拍即合：与其在这儿等死，不如拼一把。 他们观察发现，看守换岗有个空档，而且牢房墙角土质比较松。于是，两人趁着夜色，用藏起来的破铁片、甚至用手，一点一点地挖。 那种在黑暗中挖掘希望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手指头磨烂了，不敢吭声；心跳得像擂鼓，不敢喘大气。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墙被打通了。文国才和盐贩子钻出狗洞，借着夜色掩护，真的逃了出去！ 逃出生天的文国才，第一时间归队。他向上级汇报了联络点暴露的情况，但他把翻译官的事儿，死死地埋在了心底。 他知道纪律，更知道保护战友。只要战争一天没结束，那个翻译官就还处在危险之中，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 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文国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寻找那位翻译官。他想找到恩人，想当面对他说一声谢谢，更想向组织证明：这个人不是汉奸，他是英雄！ 然而，现实往往比故事更残酷。 文国才找遍了所有能找的线索，打听了无数人，那个翻译官就像水蒸气一样，彻底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没人知道他最后是牺牲了，还是隐姓埋名去了远方。 那个在刑讯室里，借着呵斥声传递生机的身影，成了文国才心里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