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原国军中将柏辉章被判处了枪决之刑，柏辉章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抗日有功还率部起义，为何还要被杀。 柏辉章的抗日功绩，是刻在抗日战场上的，是黔军子弟用血肉堆出来的，没人能抹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带着整编后的102师奔赴淞沪前线，这支部队是典型的西南草鞋兵，手里的枪参差不齐，脚下踩着粗布草鞋，却硬是在上海的阵地上守了一个半月。白天躲着日军的飞机轰炸，夜里摸黑抢回阵地，九千余名黔军子弟打下来，只剩三千人活着撤出战场，部队的伤亡率超过三分之二，却没一人临阵退缩。徐州会战的砀山阻击，他亲赴前线指挥，面对三倍于己的日军，率部血战六天六夜，歼敌千余人还击毙了日军大佐，可这场胜利也让他痛失至亲，弟弟柏宪章押运弹药时遭遇日军伏击，永远倒在了支援前线的路上。到了长沙会战的新墙河之战，他给全师下了死战命令，这支黔军部队在湘北的防线里，硬生生拖住四万日军近半个月，为后方备战争取了时间，此战结束，102师仅剩六百余名官兵，伤亡比例超九成，阵地上的泥土都被鲜血浸透。那些年，他带着102师转战大江南北，淞沪、徐州、南昌、长沙，每一场硬仗都冲在前面，蒋介石、李宗仁都曾为他的部队嘉奖，遵义还为102师的阵亡将士修过纪念塔，这份抗日的功劳，实实在在摆在那里。 抗战胜利后，柏辉章对国民党的内战早已心灰意冷，他辞去了88军副军长的实职，拿着闲差的薪饷隐居上海，不愿再参与派系争斗和同胞相残。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他回到老家贵州遵义，出任黔北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彼时的贵州，国民党守军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力抵挡解放大军的推进。柏辉章没有选择负隅顽抗，11月24日，他在第2绥靖区率部起义，主动放下武器迎接解放，也为贵州的和平解放减少了无谓的伤亡。起义后，他被任命为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了新生人民政权的一份子，彼时的他大概以为，自己抗日有功，又识时务率部起义，往后的日子便能安稳度过，却没料到三年后的1952年，一纸判决会让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被处决的罪名，是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员反共救国会”，彼时正值全国镇反运动的关键时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刚站稳脚跟，百废待兴的同时，还面临着残余反动势力的各种破坏。那些隐藏在各地的特务和反动分子，抢夺物资、破坏工厂，甚至袭击基层政府、杀害无辜民众，而抗美援朝战争的打响，更让国内急需稳定的环境支援前线，上级明确了“稳、准、狠”的镇反方针，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绝不姑息。柏辉章被指控参与组建反动组织，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一罪名在当时的背景下，注定了不会有轻判的结果。而除了这项被指控的罪名，他早年的过往也从未被抹去，他本是王家烈主政贵州时期的核心将领，发迹后垄断了遵义的盐巴、布匹和粮食生意，甚至靠着贩卖鸦片搜刮民财，红军长征到遵义时，在他的公馆里搜出了几十万现大洋和大量烟土，这些靠着剥削百姓积累的财富，都是他洗不掉的历史印记。 柏辉章到死都想不通，核心还是他只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两个闪光点，却刻意忽略了自己的过错。他觉得抗日的功劳能抵一切，觉得率部起义就能将过往一笔勾销，却忘了自己早年作为黔军军阀，双手沾过百姓的血汗，忘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从不是单一的。抗日有功，是民族大义上的正确选择，值得肯定；率部起义，是顺应历史大势的决定，值得认可，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掩盖其过往罪行、抵消其后续被指控反动行为的理由。历史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某两个优点，就忽略他犯下的过错，功过向来是分开评判的，这是最基本的客观准则。 柏辉章的一生，是那个特殊时代军阀将领的缩影，有保家卫国的铁血时刻，也有拥兵自重的军阀行径，有顺应历史的明智选择，也有最终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结局。他的悲剧，在于始终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位置，没有明白功过不能相抵的道理，而历史的评判，从来都是全面且客观的，不会因一时的功绩而偏袒，也不会因一时的选择而忽略过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