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黄有良1927年出生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田仔镇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那里是黎族聚居区，村民靠种水稻和椰子维持生计。她家条件一般，父母是老实农民，从小她就帮着干农活，像是插秧和摘果子。十四岁那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海南好几年，村里到处是士兵巡逻，村民们日子过得战战兢兢。黄有良当时还小，没啥文化，但性格挺倔强的。 战后她继续在乡下生活，结婚生了五个孩子，丈夫是本地人，对她过去的事不追问，这让她多少有点安慰。晚年她身体不行了，但还是站出来为历史讨说法。2001年她七十四岁，跟其他受害者一起去日本打官司，坚持了十年。2017年八月十二日，她九十岁时在家里走了，成为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受害者。她的故事提醒大家，那段历史不能忘。 黄有良的经历是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的典型例子。日本军队1939年入侵海南后，很快就建了很多慰安所，到1941年已经有三百多家，受害妇女上万人。她十四岁时在田里干活，被日军追到家里强奸。从那以后，一个叫九壮的军官经常带人上门欺负她，父母要是阻拦就挨打。她忍了半年多，到1942年四月，日军直接开车把她抓到三亚藤桥慰安所。 那地方关了十几个年轻姑娘，白天干重活，晚上被士兵轮番糟蹋。她每天得面对十几个士兵，身上伤口从没好过。慰安所里其他姑娘也惨，有人像陈有红那样因为不从被打到子宫破裂死掉，还有人咬舌自杀，尸体扔到乱葬岗。想逃的被抓回来毒打，关小黑屋几天不给吃喝。这种日子她过了两年，直到1944年六月，堂兄弟黄文昌去日军营地跪着求，说她爸死了要回家奔丧，才把她放出来。回家后家人堆了个假坟，对外说她随爸去了，才骗过日本人。 逃出来后，黄有良一家东躲西藏，四处要饭，日子苦得不行。战后她回到村里，结婚生子，但那段经历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丈夫知道后安慰她，说过去的事不问，这让她敢慢慢讲出来。2001年，她和其他七个海南受害者一起去东京起诉日本政府，要他们道歉恢复名誉。官司从一审打到最高法院，2006年一审输，2009年二审驳回，2010年最高法院承认事实但不赔钱。 日本政府态度硬邦邦的，说事是事，责任不担。黄有良听到判决，说官司打不赢，死都闭不上眼。她坚持十年出庭作证，身体不好也往返日本。她的笔记本上写着莫忘藤桥四个字，像血写的。2017年她走的那天，正好是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她的葬礼简单，亲友送她到村外。她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历史账不能就这么算了。 黄有良的生平反映了无数中国妇女在日军占领下的苦难。海南作为日军战略要地，从1939年起就被大肆掠夺，慰安妇制度是他们控制部队的手段，却毁了无数家庭。黄有良小时候的生活本该平静，她帮父母种地，学点黎族手艺，像织布什么的。 但1941年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她被抓后在慰安所的两年，是非人折磨的集中体现。那里不光是身体摧残，还有精神压力，很多姑娘撑不住就自杀了。她的逃脱靠家人冒险，跪半天求情，这在当时风险极大。战后社会对受害者不友好，她还得面对闲言碎语，但她没被击垮。晚年站出来起诉，是为了公道，不是钱。这事闹了十年，日本法院虽认账但不负责，暴露了他们对历史的回避。她的故事通过媒体传播，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