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没有支撑多久就投降。被同狱同志唾弃，然而，不久后，他递来的一封信让一切疑云烟消云散。原来他是假意诈降，故意将计就计，只为诈取更多情报。 宁波日军宪兵队的地牢阴冷潮湿，木门合上时，铁锁声在走廊里回荡。周迪道被关进来的那天，脸上没有伤痕，却显得异常疲惫。 看守们议论纷纷，说这个地下党骨头不硬，刑具还没摆齐就松了口。消息很快传到隔壁牢房，几名被捕的新四军交通员听到后沉默良久，有人低声骂了一句叛徒。 周迪道没有辩解，只是低头坐在角落里，把手藏进袖口，像是在等什么。 很少有人知道，在被捕前几个月，周迪道正负责浙东一带最吃紧的一项工作。1944年春，日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却仍死守交通线和港口城市，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则分散在乡村活动。 部队缺粮缺饷的问题日益突出，上级要求周迪道想办法筹集一笔数额不小的经费，用于补充军需。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命令，而是敌后根据地长期形成的一种工作方式。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浙江多地的地下组织都在暗中与地方富户周旋，通过“劝捐”维持运转。 周迪道对这些门路并不陌生。 早在1942年，周迪道就曾在慈溪、余姚一线做过类似工作。那时的做法很简单，夜里托人把写明数目和交付方式的纸条丢进院墙，第二天钱就会出现在约定地点。 地主和富绅心里有账，日本人已经无力长期保护他们，而新四军却始终在乡下。出钱买个平安，也为将来留条后路。正是凭着这种微妙的平衡，周迪道几次任务都完成得干净利落。 意外发生在夏末。一次联络中，一名表面中立的地方人士突然翻脸，把周迪道的行踪报告给了日军。日军顺藤摸瓜，在通往宁波的路口设伏，将化名行事的周迪道抓获。 因为身份尚未暴露，日军最初只把周迪道当成普通地下党成员押解审讯。刑具还没真正派上用场，周迪道却主动示弱，表现出极度恐惧。 这种反常的反应，让宪兵队误以为捡到了一条容易撬开的线索。 在牢房里，周迪道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处境。硬扛并不一定能换来转机，日军在浙东虽兵力不足，却仍掌握主动权。与其死守，不如利用对方的急躁心理。 他提出愿意配合行动，带路指认新四军活动地点。日军内部并非没有疑虑，但在当时急于立功的压力下，这个提议还是被接受了。 几天后，周迪道被带出牢房。就在那天晚上，一封通过狱卒转交的短信用极隐晦的方式送到了同狱人员手中。 日军小队按照周迪道提供的线索行动，表面上看一切顺利，周迪道的“投降”也似乎得到了验证。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当时无人知晓，只能从之后几天宪兵队突然紧张的气氛中，隐约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 在抗战史料中，类似的情报战并不少见。敌后地下党员往往要在极短时间内作出生死判断，稍有差池便无法挽回。 等到真相逐渐传开，关于周迪道的议论才慢慢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