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我在南京与北平来的傀儡们谈话。我问他们对“东亚新秩序”的看法。他们回答说，可以用几个字形容，“毒品、娼妓、赌博”，这些都是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东西。日本军队到哪里，就鼓励中国人吸海洛因，这种毒品比鸦片更毒。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娼妓和赌博便随之滋生。我不敢说那是日本人使沦陷区的中国人堕落的既定政策，但那起码就是结果。 傀儡只有坐视“他们的”同胞被他们的“小日本”主子奴役和糟蹋。“他们的”同胞，极大部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所有粮食都被拿去供养“皇军”，而所剩无几的教育完全日本化。男人女人都被拉去做苦工。工业不论大小，都被没收。个人法定权利不存在，人们对海内外朋友的想法都被毒化。 1938年春，我在上海问一位日本朋友：“为什么日本不在占领区设立军政府，而要设立傀儡政府？两者之间，中国人可能比较能够容忍军政府。”他回答说：“在法律上，日本不能成立军政府，因为日本还没有正式向中国宣战。至于真正原因，你可以猜。” 所有日本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源于分裂和统治的政策。利用傀儡，日本人可以说出空洞的假话，即和平来临后，日本将把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傀儡政权，日本没有领土野心。当然，他们这种说法是想掩盖日本真正的意图。 也许日本人在想，或者以为—这种说法可以欺骗外国或一些中国人。日本希望模仿17世纪满洲人涌人关内统治中国的技巧：权力抓在满人手中，政府官员让汉人来做。日本今天已经认识到，它已经连帝国都无法保全。 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很明显地在开始施行安抚傀儡和占领区人民的政策。1942年东条英机到上海和南京，以日本最高长官的身分向“中国中央政府”“致敬”。同时，日本政府也把汪精卫于1939年提出投降条件的三亿日元兑了现。在那年，上海公共租界也“移交”给了傀儡当局。当然，事实上，控制权仍旧在日本人手中。日本甚至印一本小册子分发到日本军中，告诉他们要善待中国人。 日本人在占领区的这些做法和类似的活动到底有什么效用，我无法得到第一手讯息。不过我确信，不论日本人做出哪些让步，他们永远学不会如何正确地对待被征服的人民；不论日本人怎么努力试图赢得占领区中国人的效忠，所有中国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高宗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