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家中病逝。临终前，她留下遗嘱，所有遗产归周海婴，希望周海婴能来为自己送终。可周海婴只拿了遗产，却没有来探望朱安最后一眼！
这件事情发生在1947年夏天，北京西三条那处老宅子里。朱安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主要因为心脏功能不行，两腿也肿得厉害，行动都不方便。
她提前就让人在法院办了赠与契约，把西三条的房子和里面鲁迅留下的一些书籍用品，直接转到周海婴名下。这份手续走得比较正式，目的是把遗产明确交给周海婴。
她同时还让人带话过去，希望周海婴能从上海过来一趟，至少在最后时刻到场处理一下后事。实际情况是，周海婴收到相关消息和遗产转移文件后，就接受了这些房产和物品，但一直没有动身北上。
他既没来探望，也没参加送终的任何环节，就这么留在上海那边。朱安6月29日那天在家里去世，身边只有日常照料的几个人在场，没有周海婴的身影。
去世后，事情的处理就落到许广平身上。她从上海寄了大概三百五十万法币过来，专门委托北京的常瑞麟、宋紫佩还有邻居阮太太这些人负责操办丧事。
他们按照简朴的方式安排，先在家里设了简单的灵堂，棺木用的是普通大叶杨木，出殡时就直接抬出去，送到西直门外保福寺临时安葬。没有立碑，只用朱安生前常用的水烟枪做了个标记，算是暂时安置下来。

葬礼前后还出了点插曲。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带着人几次到西三条闹腾，先是说供品太简单，要拿走一些遗物，后来又带妹妹和儿媳过来搬东西。
阮太太她们觉得不合适，就打电话找人帮忙，常瑞麟赶紧联系北平地方法院院长吴昱恒出面，在院门和屋门贴了封条，把财物暂时由法院代管，这才把纠纷压下来，避免了进一步的麻烦。整个过程下来，遗产的交接算是完成了，周海婴拿到了该拿的部分，但送终这件事就这么空着。
保福寺的墓地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痕迹也找不到了。西三条的房子因为这些手续保留下来，后来成了受保护的故居。
这事儿反映出那个年代家庭关系的复杂一面，遗产分得清清楚楚，可人情上的缺口却一直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