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晚年两大愿望：关注华侨问题，希望全球华侨团结互助，共同发展！
1927年春天，正在广州东山中学读书的青年廖承志收到母亲何香凝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惊讶，一名十七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突然被提醒“兴亡”？多年以后，廖承志谈到那封信时说：“家国大义，从那一刻落在肩头，再也放不下。”这句朴素的解释，为他此后半个世纪的侨务与两岸奔走埋下伏笔。
抗战爆发，千万侨胞筹款、运兵、办校，几乎成了海外华人每日的必修课。廖承志在香港办报、组织南洋青年回国参战，面对“远水能否救近火”的质疑，他只回一句：“那是血脉相连。”简单五个字，一语定调。彼时的华侨，既是国家救亡的救火队，也是日后经济复苏的活水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世界局势却并不平静。东南亚排华风潮骤起，很多华侨一夜之间从“东道国功臣”沦为“外来者”。北京需要新的侨务体系，但文革风雨席卷一切，侨务工作几乎停摆。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侨胞时当场拍板：“侨务机构必须恢复，最合适的人选，廖承志。”会场沉默片刻后爆发掌声，这段插曲后来流传甚广。
接过任命时，侨务办公室还是副部级空壳，只给他配了一位秘书。有人打趣：“光杆司令，手下一个兵也没有。”廖承志不以为意，提笔连夜拟出一份《侨务工作要点》，先把老同志请回来，再从中央各部委借调骨干。三个月后，办公室初具规模，报纸评价其效率“比珠江潮涌还快”。不得不说，这种雷厉风行源自他对华侨处境的忧思，而不是职位荣耀。

内部会议上，一位负责人提出：“华侨是包袱，还是财富？”争议激烈。廖承志按着桌面，道一句：“别把亲人当麻烦，家门得开着，谁想回家随时能回来。”这一席话让分歧烟消。他随后确立“华侨是民族财富”的定位，强调投资、技术、文化三面并举。华侨大学复办，燕京、厦大迎回大批侨生；被占的侨房也陆续归还。短短数年，华侨资本投向特区、沿海乡镇，成千上万座卫校、图书馆、桥梁就此落成。
与此同时，海峡对岸仍旧戒严。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可蒋经国回绝对话。关键时刻，廖承志决定走“情”这条路——先寄一盒梅州客家腊肠，再附上蒋氏祖坟近日修缮的彩照。随信不过寥寥十行：“祖坟无恙，人心亦当如此。”此举在台北引发舆论波澜，却也让“和平讨论”四个字首次出现在岛内报端。有意思的是，他并未对外夸功，只淡淡一句：“做亲戚的，该报平安。”

华侨社团成了天然的中介。旧金山中华总会馆主席回忆，廖承志托他带去的，是一份《参考消息》和两张广州塔新照。一边闲话家常，一边谈“家乡”，不提政治，却句句离不开“民族”。这类润物细无声的交流，为后续探亲、学术、航运试点铺下人情路。1984年，第一批台湾记者踏上北京首都机场，若追根溯源，线头多系于那几次不起眼的华侨聚会。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廖承志身体每况愈下，但凡听说侨史研究有进展，他总要撑着参加。1986年，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在京成立，他在会上提出两个愿望：其一，编纂一部系统的《全球华侨志》；其二，让散居五洲的华侨互通声气，守望相助。台下学者鼓掌，他却摆摆手：“书可以慢慢写，人心却要趁热联。”遗憾的是，这场会议成了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87年6月10日清晨，廖承志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讣告发布后三天，曼谷华侨报纸头版挂上黑底白字：“失其所依，痛哉！”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的侨团自发降半旗。众人评论，消息并不意外，震动却很难平息，因为那位始终把“族亲”二字放在心里的老人，再也无法奔走呼号。
一位与他多次共事的干部回想：“廖老坚持三句话——华侨是血脉，侨史是根脉，统一是心脉。”这三句话，既是概括，也是道路。华侨史丛书如今已出数十卷，仍未完结；海峡交流也未止步。倘若再翻那封少年时代的家书，或许会发现，何香凝写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在廖承志的职业生涯里，化成一条清晰的行动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