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李约瑟瞪大了眼睛，盯着眼前这个瘦削的中国科学家。他心里清楚，青霉素的提取技术被英美当作最高机密锁得死死的，连论文都不让发表。汤飞凡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在中国这个战火连天、连玻璃器皿都凑不齐几件的地方，自己造出青霉素来？

汤飞凡没多解释，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皱巴巴的杂志，指着上面一段不起眼的报道，有人发现一种青霉菌能在简单的培养液里生长。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得扎实：“我们不求纯度，不求产量，先做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这话说得轻巧，做起来差点把人逼疯。

那时候的昆明，日机隔三差五来轰炸。汤飞凡带着中央防疫处的人躲进防空洞，警报一解除就跑回去接着干。没有恒温箱，用木头钉个箱子，夹层里塞棉花，靠人手调温度。没有摇床，就抱着培养瓶手动摇晃，一瓶一瓶摇，一天几千下，胳膊肿得抬不起来。最麻烦的是检测方法，他们想出土办法，用滤纸片吸上培养液，贴在长满细菌的平板上，看有没有透明的抑菌圈。

失败了多少次？没人计数。有一阵子培养液总是发霉报废，汤飞凡蹲在实验室看了半天，忽然拍大腿：“是空气！空气中杂菌太多！”他让人找了几口大缸，装上石灰水，把培养瓶搁在缸中间的架子上，盖上玻璃板。这样做出来的污染率还真的降下来了。

1942年冬天，第一瓶黄绿色的青霉素滤液出现在那个破旧的实验室里。汤飞凡把滤液注射到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了下来。对照组的死了。屋子里安静了几秒，然后不知道谁先哭出了声。

接下来的事情没那么浪漫。这瓶滤液里的青霉素含量低得可怜，每毫升才几十个单位，现在的标准是几十万。汤飞凡心里门儿清，这东西离“救命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他咬着牙把有限的几瓶分发到重庆和昆明的几家医院，专挑那些已经没救的伤员和病人试用。

一个小战士，腿上伤口溃烂，高烧四十一度，人已经昏迷了。医生把汤飞凡给的滤液一滴一滴往伤口上滴，又分出一小点打进了肌肉。第二天早上，烧退了。

消息传出去，防疫处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人从百里外抬着担架赶来，有人握着汤飞凡的手跪在地上不起来。汤飞凡把人一个一个扶起来，嗓子堵得说不出话。他心里清楚，这东西救不了所有人，产量太少，活性太低，十个人里能救回来两三个就不错了。但就是这两三个，原本是必死的人。

一个荒诞的事实摆在面前：西方把青霉素当作战术武器锁进保险柜，汤飞凡用木头箱子、石灰缸和发霉的玉米浆，硬是在中国西南角撕开了一道口子。这口子不大，但足够让一些本该死去的生命透口气。

有人说这是奇迹。哪有什么奇迹，不过是一个人见不得同胞白白送命，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汤飞凡后来在李约瑟面前从没提过自己吃了多少苦，只说了一句话：“青霉素的发现是人类的财富，中国人也应该有份。”

这句话听着体面，底下压着的是无数没等到青霉素就死去的面孔。汤飞凡比谁都清楚，他那点土办法造出来的“青霉素”，跟西方军队里随用随取的药品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他没有别的选择，等是等不来的，抢也抢不到，求更求不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手边所有的破烂玩意儿，把那个被垄断的秘密一点一点砸开。

这个故事后来很少有人提起。但每支在战火中救人一命的国产青霉素里，都住着汤飞凡那双摇瓶子摇到肿胀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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