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同苏联交恶后，向中国请求军事援助。然而，埃及空军却嫌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去谈！

1979年彼时的中国航空工业，处境格外窘迫，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需外汇发展经济，军工企业连出国谈判的路费都凑不齐，此前二十多年，中国奉行“无偿援外”政策，免费向十几个国家送出上千架飞机，还援建工厂、培训技师，赚了人情却没换来实打实的资金，航空工业长期缺乏资金迭代技术。

后来中央正式叫停单一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无偿援助”三种模式，明确提出“不当军火商不行了”，恰逢埃及与苏联闹翻，苏联撤走专家、断供装备，埃及空军在中东战争后急需补充战机，却四处碰壁，中国抓住这一契机，以“维修安-24运输机”为名义，派出刘国民带队的代表团，揣着5美元应急经费，踏上了开罗之旅。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核心矛盾是认知差+利益博弈，埃及空军打心底里看不上歼-6，觉得这款仿制苏联米格-19的战机，远不如他们惯用的米格-21先进，直言“歼-6落后，不值钱”，更关键的是埃及习惯了中国无偿援助，坚持要求“白拿”，拒绝支付120万美元/架的报价。

事实上歼-6绝非“落后废柴”，它技术成熟、结构简单、维护成本极低，适合埃及这种长期战乱、后勤薄弱的空军快速补装；在越南战场歼-6曾多次击落美机，实战性能经得起考验。

但埃及空军对苏制装备盲目崇拜，心理上压根不接受中国战机，任凭刘国民摆数据、讲战绩、算经济账，谈判依旧卡在“给钱还是白拿”上，僵持了整整一个多月。

僵局之下，代表团内部甚至出现退堂鼓，有人觉得“没必要硬扛，谈不成就算了”，但刘国民很清楚，这单生意是中国军贸的“生死局”，成了航空工业能拿到宝贵外汇；败了后续军贸之路可能彻底堵死。

就在僵局不下的时候，刘国民做出一个大胆决定：绕开态度强硬的空军军官，直接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这步棋精准踩中了关键人脉。

穆巴拉克早年在苏联学飞行，还当过埃及空军司令，懂航空技术；更重要的是，他1976年访华时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对中国抱有好感，也清楚中国曾帮助埃及修复苏伊士运河的旧情。

在驻埃及大使姚广的牵线下，刘国民顺利见到穆巴拉克，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中国“不再无偿援助，急需外汇发展工业”的立场，详细介绍歼-6的性能、价格优势和供货能力。

穆巴拉克听完后，当场表态支持合作，随即要求空军恢复谈判，戏剧性的是，重启谈判后，此前拒不松口的埃及空军司令态度大变，甚至在中方翻译不在场时，用阿拉伯语坦言“中国战机报价合理”，底线彻底暴露在中方眼前。

1979年5月2日至3日僵局彻底打破，合同正式签订：中国出口44架歼-6、6架歼教-6，附带248台备用发动机及备件，总金额1.67亿美元，从3月15日谈判启动到签约，整整45天，代表团揣着5美元出发，带着1.67亿美元的订单回国，创造了当时的奇迹。

这笔订单的意义，远超“赚外汇”本身，对中国军工而言，这是商业化军贸的第一桶金，直接缓解了航空工业的外汇危机，让军工企业第一次意识到“武器能换钱，能养技术”。

此后7年，埃及成为中国在中东最大的武器接收国；1999年，埃及又采购120架K-8E教练机，创下当时中国单笔飞机出口纪录。

对国际军贸格局而言，歼-6的成功出口，打破了美苏对高端战机市场的垄断，证明中国军工能靠“性价比+可靠性”站稳脚跟，而当年带队的刘国民，后来出任中航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一生拿下78亿美元军贸订单，被称为“中国军贸第一人”，2013年逝世，享年79岁。

如今歼-6早已全部退役，部分改装为无人机继续服役；中国军贸也从当年的空白，跃升至全球第二，歼-20、歼-35等先进战机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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