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甘肃武威文化馆干部裴树唐因“强奸”女歌手被判7年。在狱中，他6次拒绝减刑，理由是“无罪之人不接受减刑”。他在草纸上咬破手指写血状，累计3007份。

自从文化馆内部开始调查后，馆长老汤因为早年和裴树唐之间一直有工作上的隔阂，心里早就积压着不满。

有人说裴树唐性子直，不肯低头，开会时几次顶撞过老汤，也有人说老汤一直觉得裴树唐在馆里威望太高，压了自己风头。事情一出，老汤表面上沉着冷静，私下却四处活动。

一天傍晚，老汤把刘慧芳的未婚夫曹武安单独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门关得很严，烟雾缭绕。老汤靠在椅子上，语气不紧不慢地说：“小曹啊，你们俩现在工作都不稳定吧？文化馆最近正好有两个编制名额。”

曹武安一听，眼睛立刻亮了。

老汤又压低声音：“只要刘慧芳肯出面指认裴树唐，这事就好办。到时候，你们两个都能调进文化馆，吃商品粮，以后日子就稳了。”

那一晚，曹武安回家后态度彻底变了。

起初他还只是劝：“慧芳，你就配合一下调查，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可刘慧芳不停摇头，哭着说自己不想冤枉人。曹武安脸色越来越难看，几天后干脆开始翻脸。

狭小的屋子里，经常传出摔东西的声音。

“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没出息？”

“机会摆在眼前，你装什么清高！”

有一次，刘慧芳被逼得缩在墙角，脸上还带着巴掌印。曹武安抓着她胳膊，恶狠狠地说：“你不告，咱俩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刘慧芳哭得声音都哑了。她不敢回家，也没人能替她做主。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女孩面对单位、未婚夫和流言的三重压力，几乎没有退路。

后来她回忆那段日子时，只说了一句话：“曹武安连续几天都对我打骂威逼，我被逼得无路可走。”
后来刘慧芳还是妥协了。

那天中午刚过，几名警察走了进来。

“裴树唐，跟我们走一趟。”

办公室瞬间安静了。裴树唐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站起身，满脸错愕：“是不是搞错了？我犯什么事了？”

带头的警察语气冰冷：“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是给你留面子。”

裴树唐一路不停解释：“我没犯法，我真没犯法……”可没人愿意听。

几天之后，“强奸女歌手”的罪名像炸雷一样，在整个武威传开了。

那年代，“强奸犯”三个字，不只是刑事罪名，更是一种能把一家人压垮的耻辱。

裴树唐的母亲听到消息后，当场瘫坐在炕边，哭着说：“我们家怎么出了这种丢祖宗脸的人。”几个姐妹更是害怕受牵连，迅速与他划清界限。

有人甚至对外放话：“以后别提我们和裴树唐是一家人。”

没有人去看守所替他说话，也没人愿意替他奔走申冤。

而真正被毁掉的，是他的儿子。

那时候孩子还小，正在上学。原本性格活泼，可父亲出事后，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排挤的人。孩子们跟着大人学舌，背后骂他“强奸犯的儿子”。

消息后来传进了监狱。

裴树唐听完后，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

别人以为他是认罪后自暴自弃，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不想再连累妻儿。

他说：“我已经毁了，不能再把他们拖下水。”

1980年代的监狱生活极其艰苦。偷窃犯、打架犯，甚至杀人犯，都瞧不起“强奸犯”。

裴树唐常常被人故意孤立。有人朝他饭盆里吐口水，有人半夜故意把脏水泼到他的被褥上。劳动改造时，他总被安排最脏最累的活。

可他始终重复一句话：“我没罪。”

监狱后来几次给他减刑机会。

按照当时政策，只要认罪态度好，积极改造，就可以争取减刑。很多犯人为了早点出去，拼命表现。可裴树唐一次次拒绝。

第一次拒绝时，管教都愣住了。

“别人求都求不来，你不要？”

裴树唐回答：“无罪的人，不接受减刑。”

后来，他连续六次拒绝。

有人骂他死脑筋，也有人说他精神出了问题。可他始终坚持，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接受减刑，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

真正让人震动的，是他那些“血状”。

监狱里没有像样的纸，他就把废弃草纸一点点捡起来，压平。没有墨水，他就咬破自己的手指，用血写申诉材料。

有人问他：“你图啥？七年熬过去不就完了？”

他抬起头，只说一句：“我要清白。”

七年里，他累计写下3007份申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