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因心疼陈赓把他调到二线，陈赓委屈不已求助周总理，您来评评理如何？
1953年仲夏，板门店停战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北京西郊的军委作战室里却已经在翻看另一份材料——一位大将写给中央的《建立综合军事工程学院设想》。这位将军叫陈赓，刚从朝鲜前线归来，前胸肋骨还隐隐作痛，却已在琢磨下一步的国防科技路。
志愿军的火线上，陈赓亲眼看见敌机高空投弹、雷达锁定的情景。“再不抓紧培养工程技术军官，下一仗就要吃大亏。”他在会上话不多，却句句击中要害。钱学森听后也点头：火炮、雷达、导弹，都离不开系统化的工程教育。就这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轮廓被勾勒出来。

建设学校的几年里，陈赓几乎把床铺搬进了工地。清晨巡视工地，深夜修改教材，连医嘱都被他塞进抽屉。残留的弹片、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常让他在走廊扶墙而立。警卫员劝他休息，他摆手：“心脏它疼它的，咱干咱的。”这股犟劲儿，既是军人血性，也埋下了隐患。
1957年春，陈赓率团赴莫斯科谈设备引进。返京后，心口一阵尖锐剧痛把他掀倒在机舱通道。医院诊断：急性心肌梗死。医生下了禁令，不能再熬夜。消息传到国防部，副部长彭德怀先是沉默，随后只说了两个字：“停职。”原本在朝鲜并肩出生入死的老乡，如今要硬拉他离开前线。
陈赓不服气，自觉“丢盔弃甲”，竟请熟人开了张“可以正常工作”的体检表。拿着那张纸，他径直去见彭德怀。彭德怀看完，抬头问：“你敢保证不再晕倒？”陈赓笑：“保证不了，可耽误事我心里难过。”彭德怀把报告往桌上一拍：“身体不是你的，是国家的！”

被挡了门，陈赓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1959年国庆前夕，他赶到中南海，满脸倔强：“总理，您给我评评理，我还能干。”周恩来示意他坐下，倒了杯茶。“老陈，你这心脏每天报警，我怎么敢签字？”陈赓还要争辩，周恩来摇头：“我也要向主席负责。”说完，拨通了庐山的电话。
数小时后，电话铃再次响起。周恩来听完汇报，只传达一句：“主席说，先把命保住，再谈工作。”这句话像一记闷雷，终于让陈赓低下头。他回到病房，对夫人傅涯调侃：“算我败给老彭一次。”可第二天，他又让秘书把哈军大新教材的修改意见送去教研室，字迹抖得像沙场尘土，却仍清晰有力。

军内很快流出一句形容：陈大将在病床上“带病指挥”。组织只得派陈锡联去“督战”养病。陈锡联见老首长枕边堆着书稿，不禁劝道：“身体是本钱，别再硬撑。”陈赓把书一合：“我不怕死，就怕死得不值钱。”豪言不再博豪情，只显沉重。
干部健康管理条例此后被再三强调：凡患重症，须脱离要职，集中疗养。彭德怀私下说，这不是克扣功臣，而是为长远打算——一个将军倒在病榻，损失的是全军经验。此话并非空洞。哈军大刚步上正轨，便失去最懂得现代化之要义的奠基人，也使彭德怀的“心疼”初衷更显沉痛。

1961年3月16日凌晨，上海长海医院病房的灯光熄了又亮。陈赓终因第三次心梗撒手而去，年仅58岁。讣告很短，却不影响追思会的长队：从钱学森到宋任穷，从徐向前到王震，花圈环绕中山堂。军乐团奏起低沉的哀乐，哈军大学员自发举手敬礼，肃立在风雪里。
留在档案里的，是那厚厚一摞开国后的军事建议书；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他对现代化国防执着的催促；留在医院病历上的，则是一颗被枪林弹雨和昼夜操劳共同磨损的心脏。历史最终证明，彭德怀当年的“强行休战”并非冷酷，而是尝试留住一位改革闸门的看守者；只可惜，医学的边界没能跟上将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