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山前来探望徐向前，徐帅语重心长地提醒：维山，你恐怕近期会有新的调动了！
1950年正月初九，黄龙山脚下依旧残雪未融，63军官兵已经弯着腰在麦畦里点种。有意思的是，成排的步枪就插在田埂，一声哨响，锄头立刻变成枪，麦垄瞬间化作战壕——这支靠“打”天下的部队，正照着中央十二月底的指示，把“会打仗”与“会生产”硬生生缝在了一起。三个月后，17万亩麦浪翻滚，连彭德怀凑近看了都忍不住拍着膝盖笑：“铁军啊，如今成了铁牛！”
铁路抢修队那头却没这么轻松。陇海线宝鸡段刚修通，钢钎还冒热气，战士们便被拉回营区。一张翻来覆去的电报让气氛骤变：东北战场形势紧急，各地要腾挪兵力。杨得志叹了口气，“看来歇不成了。”他说着抬眼望向屋角，郑维山静静地站在那，额头满是土灰，却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神情。

就在此刻，一封从河南大别山辗转北上数千里的公文袋送到军部。信封上歪歪斜斜几个字——“请郑将军亲启”。原来，新县政府求他作证：七十多位当年红军失散战士的家属，土地改革时被误作“叛徒家属”，急需澄清身份。郑维山读罢，把信纸折好，向杨得志请假：“先把老账弄清，再谈新仗。”杨得志点头，“去吧，给乡亲捎句话，部队早晚还会回来帮忙春耕。”
从西安到武汉，再转小火车进山，沿途乡亲们听说老红军要回来了，自发摆桌迎接。李先念在省委招待所见到他，先是一愣，随即伸手相握：“老郑，这趟回去辛苦，你答应我的事可别忘。”——“老李放心，我只带着公章，不带别的。”短短三天，郑维山把当年连队的花名册、番号、伤亡记录统统翻出来，逐家逐户核对。临行前，他在县里留下笔迹：凡红四方面军烈士家属，一律照章享受优抚待遇。乡亲们送他到村口，锣鼓震天，老大娘拽着他衣袖：“娃呀，这一回总算抬头了。”郑维山没说话，只是深深鞠了一躬。

9月下旬，他作为“生产模范代表”进京开会。怀仁堂灯火通明，战斗英雄坐一排，劳动模范坐一排，两条战线像两根并排行进的钢轨。间隙里，郑维山去探望久病在床的徐向前。屋内药味浓重，徐帅握住他的手，低声一句：“维山，南边北边都缺人，你恐怕要动一动。”这话不多，却像提前拉响了集合号。
果不其然，10月1日清晨电话铃陡然炸响。彭德怀的声音透过话筒：“第19兵团缺参谋长，你即刻上任，归杨得志统一指挥。”同日，中央军委命兵团停止生产、全员整训，以备出国。63军、64军、65军三路人马连夜拔营，辎重车、农具、一并装车北上。有人嘀咕：“种了半年的地，说走就走？”老兵回头一句：“麦子交给乡亲，枪口对准侵略者，不矛盾！”

集结地在山东，昼夜列车穿梭，辎重在后，轻装在前。粮秣缺口大，郑维山干脆把黄龙山的余粮清册拍电报求支援，又联系地方供销社调盐和冬装。12月18日夜，朱德来到营地，摸着被褥说：“冷吗？”官兵笑：“冷得起！”朱老总拍拍郑维山肩头，“指挥别乱了，后路靠你。”

先遣组跨过鸭绿江是1951年1月6日凌晨，雪深过膝。曾思玉回电：“桥面结冰，车辆打滑，速备防滑链。”郑维山在地图前划线，眉头紧皱：“通知各师，轻装再轻装，步行先行，火炮后推。”短短数语，调度如织。有人悄声问他怕不怕前方艰险，他抿嘴一笑：“走到今天，还怕什么？”
此时的营地，刚翻好的冻土冒着热汽；不远处，列车汽笛拉长，像在催促。马达轰鸣里，一支支队伍向北推进。冬夜的铁轨闪着寒光，仿佛那年黄龙山的麦芒，只不过这回，他们即将用步枪和血汗为新国家开垦另一块陌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