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天，河北曲周县，一个民办教师徐计彬被堂嫂指认强奸。警方鉴定精斑血型是B型，抽他的血一验，不符合，很快就放了人，还告诉他“没事了，回家盖房吧”。结果没几天，警察又找上门，说血型“对上了”。他蒙了，心想这血还能自己变？
​​那一年徐计彬二十六岁，在村里的小学做民办教师，靠着教书的微薄收入过日子，当时他正筹划着攒钱盖新房，给家人一个更安稳的住处。村子里突发的刑事案件，打破了他原本平淡安稳的生活。

他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询问，全程一口否认自己做过这件事。办案人员出示了血型鉴定报告，上面明确标注他的血型为B型，和现场精斑的血型完全吻合。他怎么也想不通，短短几天时间，同一份血样怎么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当场提出重新验血的要求，没得到明确回应。

没过多久，检察院以强奸罪对他批准逮捕。1991年案件开庭审理，法庭上的核心证据，一份是这份血型鉴定报告，另一份是堂嫂的指认证词。徐计彬提出案发当晚自己在学校值班，有同事可以作证，但这份辩解最终没有被法庭采纳。一审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八年，他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进了监狱之后，徐计彬始终不肯认下这桩罪名。其他犯人申请减刑要提交悔过书，他宁愿不争取减刑，也一遍遍写申诉材料往外寄。他托家里人帮忙找证据、跑相关部门，可寄出去的材料大多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等不到。

八年刑期服满，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当年攒下来准备盖房的钱早就花得一干二净，民办教师的工作也早就被开除。走在村子里，街坊邻居看他的眼神都躲躲闪闪，流言蜚语从没断过。

他没就这么认了命。回家之后，他接着跑申诉，跑了好几年都没什么进展。2005年省里开展公检法系统大接访，他抱着最后试一试的心态递上了申诉材料，刚好遇到了律师何延兵。律师听完他两次验血结果不一样的经历，当即建议他去正规大医院重新检测血型，说当年的鉴定很可能出了差错。

徐计彬连着跑了邯郸三家正规大医院，每一次的化验结果都完全一致——他是O型血，根本不是鉴定报告上写的B型。攥着好几张一模一样的化验单，他的手控制不住地发抖。整整十五年，定他罪的核心证据，从最开始就是错的。他立刻整理好全部材料，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高院很快将案件转办给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年4月，邯郸中院作出裁定，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存在疑问，撤销之前两级法院的判决，将案件发回曲周县法院重新审理。同年7月28日，曲周县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宣判徐计彬无罪。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他和赶来的妻子抱在一起，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后来徐计彬依法申请了国家赔偿，原本的教师相关待遇也逐步得到恢复。可十五年的光阴再也补不回来，他人生里最好的年纪，耗在了牢狱、奔波申诉和旁人的流言里，原本安稳的教书日子再也回不去了。这起错案也暴露出当年基层法医鉴定存在的流程漏洞，为后续司法办案的规范化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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