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家正式授衔，谭友林打仗立下不少功劳，还拿到五枚一级勋章，资历也足够深厚，结果只被评为少将。八位开国老将一起出面为他说话，罗荣桓元帅查清原委后主动道歉，可谭友林心态豁达，看淡官职高低，坦然接受了这次偏低的授衔评定。

1955年9月授衔名单公布时，谭友林拿到的是少将军衔。
这个结果单独看，并不突兀，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少将已是高级军官。

可把他的经历摊开看，问题就露出来了：他参加红军早，红军、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走过关键岗位，后来又得到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加上朝鲜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1988年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五枚一级勋章压在一个少将军衔旁边，分量明显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不能只理解成“个人吃亏”。1955年授衔有一套复杂尺度，现任职务、历史资历、革命贡献、军队经历、干部平衡，都要放进同一张表里。

军衔评定看的是当时军队系统里的位置，勋章则分段确认战争年代的贡献。

谭友林的问题，恰好卡在两套尺度的缝隙中：按战功和资历，他的分量不轻；按授衔时的岗位和序列，他已在公安军系统任职，不再处在野战军主力军长、兵团领导那些最醒目的位置上。

要判断他是否“授低”，不能只靠情绪。谭友林1916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时期已经是团级、师级政治干部。1935年塔卧战斗中，他右臂负伤，伤口没有及时彻底处理，后来带伤过草地，伤寒和化脓一起缠上来，能活下来已不容易。这样的经历，在开国将领中并不稀奇，可它说明一点：谭友林的资历不是后期补上去的，他是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就站进队伍里的。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的岗位也没有断线。

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八路军相关部队任领导职务；东北战场上，他从军分区、独立师一路走到第39军副军长。

到了1949年，第四野战军南下，39军是主力部队之一。
一个副军长的岗位，放在战争末期，已经不是普通指挥员的位置。他不是只在后方写文件、做协调的人，而是长期在战役推进中跟着部队移动、调配、作战。

抗美援朝早期，谭友林又随第39军入朝。
1950年11月，云山战斗打响，第39军同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正面交手。那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后来被讲得多热闹，而在于它发生得早，打破了美军对中国军队战斗方式的判断。

39军在云山一线重创美军，俘敌数量可观，战场局势随之变化。谭友林时任副军长，身处军级指挥岗位，这段经历足以说明他并非靠老资格吃饭。

可就在战场仍紧张时，组织调他回国。
1951年，谭友林出任东北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不久任司令员。很多人容易把“公安军”看轻，觉得离开前线就是退到边上。

放到当时的东北，这个判断站不住。抗美援朝的后方补给、铁路运输、防空警戒、反特斗争，都压在东北身上。前线打得越激烈，后方越不能乱。

谭友林从野战军副军长转到公安军，位置变了，责任没有变轻。

1952年11月，东北公安部队根据侦察线索，在吉林山区捕获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空投人员。谭友林回国后面对的敌人，已经不全是阵地上的明火炮弹，还有空投、潜伏、破坏和情报渗透。

换句话说，组织把他从朝鲜前线调回东北，不是闲置一员战将，而是把一个懂军队、懂指挥、能压阵的人放到后方安全线上。
只是这种岗位在授衔时没有野战部队那么显眼，也更容易被外界低估。

正因为这些经历摆在那里，1955年谭友林被授少将后，老战友才会出面。

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贺炳炎、余秋里、王尚荣、杨秀山等人联名向总政反映，希望授予他中将军衔。这些人不是随口替朋友说情，他们大多熟悉红二方面军和战争年代干部情况，知道谭友林在哪些部队干过、在什么岗位上打过。

谭友林的选择也在这里显出重量。

说他毫不在意，未必准确。
一个从红军走出来的老兵，出生入死二十多年，到1955年等来公开评定，谁会完全没有感受？

但他最后接受了结果，这不是没脾气，而是把个人委屈压到组织秩序之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太清楚一支队伍最怕反复拉扯，尤其在军队正规化刚起步时，制度比一时名分更要紧。

后来的事实也回应了这次选择。1957年，谭友林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
20世纪60年代，他任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参与国防特种工程建设。那时苏联撤走专家，技术资料断裂，许多工程不能公开宣传，却关系国家安全。

一个军衔偏低的少将，被放到这种岗位上，说明组织并没有把他看低；少将军衔没有完全覆盖他的实际能力，也没有限制他继续承担重任。

1975年以后，谭友林又到新疆军区任职，后来担任乌鲁木齐军区、兰州军区领导职务。西北边疆不是清闲地方，交通建设、边防部署、部队生活保障，都要一件件落地。南疆铁路、天山公路这些工程，不只是交通线，也牵着国防线和民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