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头半年，我算是把人生最底层的日子挨了个遍。天桥洞睡过，夏天蚊子咬得浑身包，冬天冷风从桥缝往里灌；五毛钱的凉馒头掰开泡在自来水里头，就当一顿饭。有回找工被黑中介骗了身上最后几十块，蹲在马路边上盯着车流发呆，心里头想的是——就这么混下去？连条狗都不如。

可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贱，越是被踩到泥里，越不想趴下。

后来在一家修车铺当学徒，老板看我肯干，手脚也麻利，就留下了我。我白天学修车，晚上翻书看机械原理，那些拧螺丝、查线路的活儿，跟骨子里头的死倔劲儿一样，慢慢磨出了形。存了点钱以后自己开了家小店，从两台千斤顶和一套扳手起步，靠着修得仔细、收费公道，慢慢做成了附近几条街有口碑的铺子。

这些年别人问我怎么不回去，我嘴上说忙，其实心里清楚——那张纸条上的三百块钱和那行字，像根刺一直卡在嗓子眼，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爸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也从没给他打过。中间姑姑来过几回电话，说老头子身体不好了，腿脚走不动了，后妈跟她儿子也搬走了，家里就他一个人守着那间老屋。我在电话这头嗯嗯啊啊应付着，挂了之后坐在店门口抽半天烟，脑子里全是那一铁管捅在肋骨上的闷响。

去年冬天，姑姑又打来电话，说老头子快不行了，住在县医院，整天念叨你。我那天夜里翻来覆去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爬起来，翻出那只樟木箱子。里头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我妈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她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特别好看。我把照片揣进兜里，买了张回老家的火车票。

到医院的时候是下午，走廊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呛鼻子。推开病房门，床上那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差点没认出来。胳膊上的皮松松垮垮挂在骨头上，眼睛凹下去两个坑，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小得像个孩子。

他看见我进来，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走过去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也没说话。两个人在那间白花花的屋里沉默了好几分钟，窗外的树影子晃来晃去。

最后是我先开口的，说了一句：那三百块钱我撕了。纸条也烧了。

我爸的眼泪从眼角淌下来，一直淌到枕头套上。他慢慢抬起右手，手指头抖得厉害，指了指床头柜的抽屉。我拉开一看，里头有张泛黄的纸，是我妈留下的——她走之前写的，说如果哪天他再打孩子，就把这封信给我看。上头只有一句话：儿啊，别恨他，他也是苦命人。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抽屉，手搁在膝盖上，没拿走。我爸看着我，嘴唇一开一合，气若游丝说了几个字：那根铁管……我早扔了。

我在老家待了三天，帮他擦了身、换了病号服、喂了几顿饭。走的时候没告别，他闭着眼，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装睡。我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下，把那张樟木箱子里带来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压在了他枕头底下。

回深圳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和村庄，肋骨那个位置隐约又疼了一下，像有人在用指头戳。我伸手摁了摁，已经摸不到当年的伤疤了。那道疤早就长平了，可有些事情，长平了不代表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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