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想白嫖！山东威海，19岁女孩在酒吧工作时，与21岁男子发生关系，2天后女孩服用避孕药，不料2个月后女孩发现怀孕，男子强烈要求流产，后女孩以健康权受侵害为由，向男子索赔2.95万元，男子却说：她在酒吧工作，私生活很混乱，孩子并非我的！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件进入法院后，李涛最想推翻的并不是张娟做过流产手术，而是孩子与李涛之间的关系。李涛表示，双方从未正式谈过恋爱，事发当晚李涛喝过酒，甚至不能确认是否发生过关系。

李涛又把张娟在酒吧工作的经历拿出来，认为张娟交往复杂，怀孕未必与李涛有关。

张娟没有只靠口头陈述。张娟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原始记录、超声检查报告、门诊病历和收费凭证。

聊天中，李涛准确提到双方发生关系的日期，还说吃过药的孩子不能留，愿意以后补偿，并多次劝张娟尽快终止妊娠。张娟则反复询问服药后仍然怀孕的原因，也表达过想留下孩子的想法。

这一细节很关键。紧急避孕药只能降低怀孕概率，并不能保证绝对避孕。公开医学资料一直强调，紧急避孕药属于事后补救手段，越早服用效果越好，但仍可能失败。张娟在事后两天服药，后来怀孕并不违背医学常识。

因此，李涛仅凭张娟的工作地点推断孩子另有生父，既没有证据，也无法解释微信中对时间、怀孕和流产安排的熟悉程度。

类似争议并不少见。2020年，山东青岛黄岛法院审理过一起网络交友后怀孕流产的案件。40岁的李女士与比自己小14岁的赵某交往，赵某使用虚假身份取得信任。李女士怀孕后提出结婚，赵某拒绝承认并很快与其他人结婚。

法院结合交往时间、怀孕时间和赵某的欺骗行为，认定赵某过错较重，支持了部分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害请求。这个案件说明，男方是否隐瞒身份、是否欺骗感情，会直接影响责任轻重。

海南澄迈法院在2020年也处理过相似纠纷。李某与吴某恋爱后两次怀孕，第一次流产时吴某陪同，第二次怀孕后吴某开始回避。

法院没有认定吴某存在强迫流产，但考虑怀孕与双方自愿交往存在直接联系，仍判吴某分担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得到支持，因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严重人格侵害。

2023年，河南临颍法院还调解过一起年轻情侣同居后怀孕流产的案件。小丽住院期间，小伟拒绝探望，也不愿承担费用。

经过法院释法，小伟最终支付31000元。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时，通常不会只看双方是否自愿发生关系，还会看避孕责任、事后态度、医疗支出是否真实，以及女方是否及时检查。

回到张娟案件，超声检查显示妊娠时间与双方发生关系的时间基本吻合，微信内容又能相互印证。法院因此认定张娟怀孕与李涛存在高度关联。

但张娟作为成年人，明知没有采取可靠避孕措施仍继续发生关系，事后也没有及时检查，直到两个月后才发现怀孕，张娟同样存在过错。

李涛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又在张娟怀孕后明确劝说流产，不能把全部后果推给张娟。张娟主张的医疗费有票据支持，但误工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并非全部证据充分。

法院最终按照双方过错程度分担损失，认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令李涛赔偿张娟12750元，其余请求不予支持。

信源：中国裁判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