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一公司15名员工，竟然有13人在入职6个月后，都集中生了孩子，蹊跷的是，公司不但不辞退，还涨了好几倍，最后还每人发10万生育津贴。


一家只有15名参保人员的贸易公司，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竟有13名女职工陆续生育。



更反常的是，这些人的生育津贴普遍接近10万元，申领时间又高度集中在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



这样的数据落在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监管平台上，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经营，于是，一场针对生育津贴诈骗的专项飞行检查，直奔昆明而去。




检查人员最初看到的材料几乎挑不出毛病。




参保记录是真的，分娩病历是真的，新生儿医学记录也是真的，缴费时间同样符合当时云南连续参保满6个月的要求。



按当地计发办法，生育津贴要参考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工资基数一旦被抬到1.8万元左右，158天至188天的津贴算下来，一个人就能领到约10万元。



麻烦出在公司本身。检查组按照注册地址找过去，发现那里只是普通住宅，房主不认识公司法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被登记成了企业住所。




再翻看2023年和2024年的企业年报，情况更离谱：资产总额只有100元，营业收入和纳税总额均为0元，利润总额为负3.6万元。




这样一家没有真实经营痕迹的公司，按照申报工资计算，每年却要支出300多万元薪酬，还已经为13名所谓“员工”申领了超过100万元的生育保险待遇。




钱当然没有真正作为工资发下去。2023年5月18日，徐某某使用虚假地址注册了云南某贸易公司，最初登记的职员只有其母亲一人，申报的月工资基数却达到1.8万元。



此后，相关人员在个税数据中对应的月工资只有2000元，个税为0元；到了社保缴费端，工资基数又摇身一变，成了1.8万元。一个数字负责少交税，另一个数字负责多领津贴，两套数据就这样同时存在。




徐某某并不是临时起意。她从2014年起从事人事、社保和劳动关系管理，2015年又成立公司，替没有实际工作单位的人办理所谓“社保挂靠”。



后来她发现，普通参保人只能领到一两万元津贴，只收一点代理费并不好赚钱；如果把缴费基数做高，津贴就会跟着上涨。按照她本人的供述，部分申领人只知道自己大概能拿到4万元左右，多出来的部分则被公司截留，通常按照一定比例分配。
李某某就是其中一人。




她一直在另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月收入约4000元，却被申报成贸易公司的月薪2万元员工。检查人员把材料摆到她面前时，她才知道，医保系统显示其名下已经发放94800元生育津贴，而她此前根本不知道实际申领金额有这么高。另一名属于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的产妇，名下申领金额达到10.2万元，真正拿到手的却只有3.2万元。





用工关系同样经不起查。13名申领生育津贴的人员中，只有1人签过劳动合同，其余12人没有合同，也从未向公司提供劳动、领取工资。公司只为相关人员办理了职工医保，没有登记养老、工伤、失业等其他社会保险。说白了，只交能够产生高额津贴的项目，其他成本能省则省，名单不像正常招聘，更像经过计算后的业务清单。



这条链条能够运行，并不是某一张证明造了假，恰恰是因为大部分单据都是真的。


公司登记归市场监管部门，用工和社保信息涉及人社部门，个税及缴费基数来自税务部门，最后由医保部门审核发钱。昆明市五华区医保部门曾就工资和缴费基数向税务部门发函核实，得到的正式回复却是相关数据“不予对外提供”。数据各自留在不同系统里，2000元工资与1.8万元缴费基数明明互相冲突，却没能及时在同一张监管图上碰面。




随着调查深入，徐某某控制的成都、杭州两家公司也进入视线。



成都公司共有11名相关参保人员，其中6人领取了约39.42万元津贴；成都高新区医保部门通过模型发现，企业生育津贴申领比例高达54.5%，随即把线索移交公安。杭州公司则在两人申领阶段就被数据审核拦截，20.78万元没有发放。案件初步涉及3个省份，生育津贴总额超过400万元。




2026年7月2日公开披露的判决显示，徐某某因虚构劳动关系，利用成都某贸易公司骗取生育保险待遇40余万元，被成都高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相关赃款已退还。需要分清的是，这一判决对应的是成都公司的犯罪事实，并不等于昆明、杭州涉及的全部400余万元都已经审结。



监管方式也在变化。国家医保局2026年7月公布，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资金不再经过单位转交，企业截留、拖延发放的空间被明显压缩。同时，集中生育、突击参保、异常高基数、领取津贴后立即停保等特征，也已经成为医保大数据的重点筛查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