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高邮河堤寒风刺骨，12名重伤的地下党被押赴刑场，一路枪声不断，走不动的就地补枪，最后只剩4人颤颤巍巍走到终点，可奇怪的是，那个举枪的敌军团长，竟收起枪朝他们敬了个礼。

押队的这个人叫张我疆，黄埔五期出身，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二六八团代团长，军衔是上校。

代团长是他在团里的实际职务，上校是他的军衔等级，这两个身份不冲突，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标签。

被押的十二个人，是高邮金沟区地下党的骨干，区委书记黄益民、区长于长哲都在里头，平时的活计是在大运河两岸送情报、跑交通、贴传单。

1948年秋天以后，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各地特务机关下了死命令，在押的政治犯能处理就赶紧处理。

高邮当时地处苏中运河沿线，是江北的一个交通节点，地下党在这一带活动多年，靠的就是大运河两岸密集的水道和村落打掩护。

高邮监狱关的这三十多号人，成了要清理的名单。

九月底，监狱里气氛变了，外头炮声一天比一天近，黄益民他们察觉到情况不对，凑了三十多人分头准备越狱。

没想到队伍里出了叛徒柳家兆，计划提前败露，十二个骨干被单独提出来严刑逼供。

这十二人当时顶住了酷刑没有交代情报，但这种硬扛到底的说法，主要来自后来幸存者和亲历者的口述，具体审讯过程没有第三方记录可以核实，只能存疑。

敌人恼羞成怒，批条子押去张家庄枪决。
十二月那晚，十二个人被押着沿运河河堤往南走。

路上先后有人体力不支被押下河坡，包括脚踝溃烂的女同志高春兰、还有吴克春，每次都是两声枪响，队伍里剩下的人不敢回头看。

等走到张家庄刑场，十二人里只剩黄益民、于长哲、郭广富和一名年轻骨干四人。

这四人以为轮到自己了，等来的却是张我疆下车割绳子放人，说国民党这回是真不行了，不想再杀中国人，让四人隐姓埋名去过普通日子。

真相后来才捋清楚：路上那几次两声枪响，全是朝天放的空枪，河坡底下提前安排了本地老乡接应，连夜把人分批送走。

也就是说，十二个人没有一个真的死在这条河堤上，只是有的人半路就被送走了，有的人一直跟到了刑场才被放。

张我疆呈报上级的处决报告，写的是十二人已沿途处决，这份报告是假的，用来应付上面的督战队。

这里有个问题原文没有交代清楚：押送队伍里少说也有十来个持枪的普通士兵，全程看着处决和放人两件事，只要有一个人把这事捅出去，张我疆自己就得掉脑袋。

这十几个人当时是被蒙在鼓里，还是心照不宣一起配合，现在没有更多材料能说清楚，这也是这个故事里悬而未决的一个疑点，不能替张我疆的士兵们编一个理由出来。

这件事最让人五味杂陈的地方在后面。

解放后历次运动里，张我疆因为国民党团长这个身份，被扣上帽子坐了十五年牢，具体是什么罪名、关了哪几年，现有资料没有更细的记录。

直到后来案件复查，黄益民拉着当年那十二个人一起联名写证明材料，把1948年张家庄那一晚的经过讲清楚，案子才翻过来。

救人的人反倒因为救人之前的身份吃了十几年苦头，这事放谁身上都不好受。

回头看这十二条命能保住，靠的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不属于他职责范围的选择，还得配上运气，押解的士兵没人捅出去，假枪声没被人听出破绽。

这种事发生一次不容易，能不能查清楚、能不能给当事人一个公道，靠的还是黄益民他们这些幸存者几十年后愿意站出来作证。

这两笔账，一笔是当年救命，一笔是后来还债，隔了几十年才对上号。

放在今天再看这个故事，张我疆那一下敬礼固然让人意外，但更打动人的，其实是黄益民这批人后来的态度。

按常理讲，一个曾经把他们押上刑场的国民党军官，就算私下放过人，多年以后也很容易被当成敌方阵营的人一笔带过，没人会苛责幸存者不去替他说话。

可黄益民他们没有这么算，愿意联名把当年那一晚的真相原样写出来交上去。

一份救命的假报告，配上一份多年后的证明材料，两份文书前后相隔几十年，把一件差点被埋没的事情，重新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