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8日深夜，日本宪兵队伙同汪伪76号特工总部，对军统上海区发动了代号为“天雷行动”的毁灭性扫荡。区长陈恭澍在法租界被捕，几乎同时，区书记长陈大庆在沪西一处秘密电台所在民居被拖出房门。谁都以为陈大庆必死，然而不出一个月，此人竟毫发无伤地出现在重庆，重新站到了戴笠面前。
陈恭澍晚年在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对这位昔日搭档的脱险用四个字一笔带过——“他运气好”。
这四个字意味相当深长。

陈大庆是江西崇义人，黄埔一期步兵科毕业。他与胡宗南、杜聿明同列“天子门生”，却在1932年被戴笠亲手拉进了复兴社特务处。戴笠看中陈大庆，看的是此人骨子里近乎刻板的执行性格。据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戴笠曾私下评价陈大庆：“此人心如铁石，叫他在东，他绝不往西看一眼。”
陈大庆在特务处的起点并不低，但他真正开始积累自己的资本，是在1934年调任南昌行营调查课之后。在那场对苏区残存力量的“清剿”中，陈大庆主持的情报审讯工作，以刑讯高效、口供转化率高而在内部简报上被一再提及。戴笠后来有意将他外放，就是从这些“战绩”中看出，此人能扛住第一线的血腥，且不会在政治上有任何僭越。
1939年初，陈大庆正式进入军统上海区，最初任职区书记长，实际上负责锄奸行动的一线指挥调度。这一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夜，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从南京返回上海愚园路私宅。午夜刚过，行动组长刘戈青率数名持枪者破门而入，将陈箓乱枪打死在客厅之中。上海租界各报随即打出“爆竹声中毙巨奸”的标题，轰动一时。
同年底，军统河内刺汪失败，余波未平，上海方面对汉奸银行家、新闻界败类的“密裁”任务反而更加密集。陈大庆在这些行动中坐镇指挥，批准暗杀名单时，批注常常是简短的“即办”二字，毫无犹豫。
然而1941年冬天的“天雷行动”，把这一切都推向了不可测的深渊。76号利用被捕人员逆向渗透，将上海区整个组织连根拔起。陈恭澍被捕后迅速转向，不久便公开投敌，成了李士群的座上宾。陈大庆同时被逮，押入极司菲尔路76号那座著名的魔窟。
据后来流出的汪伪内部档案显示，陈大庆确实遭到刑讯，但并未签署任何投降文件。关于他如何获释，有人说他通过秘密渠道付了重金，有人说他经外围人员疏通得以脱身，更有人怀疑他与76号方面达成了某种事后从未被公开讨论的“口头默契”。
无论如何，他活着回到了重庆。戴笠不但亲自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还破例在自己曾家岩的寓所设家宴为他压惊。餐后，戴笠当众说了一句：“大庆能从老虎嘴里爬出来，这是我军统的造化。”随后便将他调任军统局训练班副主任，不久又提拔为军统局副局长。
戴笠为人猜忌成性，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几乎无一人不被他试探敲打，唯独对陈大庆，用沈醉的话说：“戴先生终生不疑。”

1946年3月17日，戴笠座机在南京岱山撞毁。陈大庆闻讯后赶到灵堂，抚棺大哭，说了一句：“老板走了，军统完了。”
这句话几乎立刻就应验了。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上演三头马车式的内斗。蒋介石一度手令由陈大庆代理局长，但他既无帮派根基，又不懂官场围猎，很快便落下风。毛人凤联合郑介民，用“出身行动，不谙情报行政”八字评语，将他明升暗调为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不久又被派到第一绥靖区担任副司令官，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情治核心。
唐纵在日记中写道：“陈大庆性直，不易驾驭，宜置之军职。”这行字，点破了全部机心。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陈大庆迎来了转机。
蒋经国奉父命重整情治系统，需要既熟悉特务手段又没有自身派系包袱的人来做操盘手。被打入冷宫数年的陈大庆，重新进入权力的视野。他从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干起，直接负责所谓的“匪谍肃清”。据当时在他手下办案的大特务谷正文后来口述回忆，陈大庆批阅死刑名单时“笔从来不抖”。他常对办案人员说一句话：“对敌人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
1954年，陈大庆升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五年后正式接替郑介民出任局长。此后一路升迁，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直到1969年出任参谋总长。明面上是将领，实际上是蒋经国安插在军中的一把锁，替小蒋完成了情治系统“经国化”的最后一块拼图。
但位置越高，他身上那根出身军统的暗刺就扎得越深。据亲近蒋家的人士零散透露，蒋介石对陈大庆始终有所保留，曾对蒋经国说过：“此人可驱使，不可大用。”缘由不言自明——他终究是戴笠的人。因此陈大庆虽坐到台军最高军职，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完整的指挥权。1972年蒋经国组阁，为了彻底理顺军方人事，将陈大庆从参谋总长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明面尊崇，实则架空。
失势之后，陈大庆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肠癌迅速扩散。1973年8月，他在台北中心诊所去世。据照料他最后时日的身边人后来流传出的碎片记忆，病榻上的陈大庆时常没来由地惊悸，嘴里反复念叨着几个模糊的名字，还有一句让人听不真切的话，像在问什么人：“那扇门，究竟该不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