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给中国战机起的外号，到底有多损？歼-6叫“农夫”，强-5叫“翻摊”，歼-8是“长须鲸”，轰-6是“獾”，飞豹则成了“比目鱼”。这些外号不是地上跑的，就是水里游的，跟“能飞”毫无关系。反观他们给自己战机的命名：F-4“鬼怪”，F-104“星战士”，F-14“雄猫”，F-15“鹰”，F-16“战隼”，个个高大上。这种“双标”背后，藏着西方对中国航空工业从轻视到正视的复杂心态。

这段“黑历史”要从歼-5说起。1956年7月19日，中国首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首飞成功。它基于苏联米格-17技术，标志着新中国具备了批量生产喷气式飞机的能力，正式迈入喷气时代。但在西方眼里，歼-5不过是苏联航空工业在沈阳开的“分店”。米格-17在北约代号中叫“壁画”，歼-5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个名字。虽然“壁画”与战机八竿子打不着，但好歹还算文雅，真正的“黑化”始于歼-6。

歼-6是中国第一代国产超音速战斗机，1964年交付，总产量超4000架，曾创下击落多架来犯敌机而自身零战损的辉煌战绩。但因其技术源于米格-19，北约代号被定为“Farmer”（农夫）。将一款保家卫国的超音速战机称为“农夫”，其中的轻视意味不言而喻。

随后的歼-7，技术源头是米格-21。网上常传其外号是“鱼罐头”，但在可靠的西方资料中，其代号更接近“Fishbed”（鱼窝）。无论是“鱼窝”还是“鱼罐头”，都不是好词。在西方看来，歼-7依然是米格-21的中国经济版，无论中国后续如何改进雷达、武器或推出出口型号，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它的苏联原型机是谁？

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制出强-5强击机。它并非在歼-6下简单挂弹，而是重新设计了机头、进气道和机体结构，是弱国制衡强国的利器，甚至承担着投送核武器的“单程票”任务。然而，西方给它的代号是“Fantan”（翻摊）——一种街头赌博游戏。这个名字用在战机上，可谓缺了大德。强-5赌上的不是运气，而是飞行员的生死，为中国赢回一张战略底牌。

到了歼-8时代，情况有了变化。歼-8于1969年首飞，是中国自行研制的高空高速战斗机，不再仿制苏联机型，而是独立解决了双发、高空高速拦截等难题。西方代号“长须鲸”，虽承认其为中国自研，但“长须鲸”的称呼暗示其雷达、航电和综合作战能力仍落后，难入法眼。

同期的轰-6，技术源于图-16（北约代号“獾”）。一架执行远程战略打击的轰炸机被叫作“獾”，听起来不像去执行战略任务，倒像趁夜色去隔壁偷红薯。后来中国发展出轰-6K等型号，发动机、航电大幅升级，霸气地命名为“战神”，但西方依然沿用旧称。

歼轰-7“飞豹”的出现，让西方评价发生了质变。这款双发超音速战斗轰炸机，西方代号却是“比目鱼”。虽然名字搞怪，但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却认真分析其航程、载荷和反舰能力，承认其设计合理、工艺明显强于此前战机。如果说飞豹让西方发现中国能造出实用的攻击机，那么歼-10则让他们第一次必须正视完全独立的中国现代战斗机。

歼-10于1998年首飞，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多用途战斗机。过去介绍歼-6、歼-7必提米格，到了歼-10，这套逻辑失效了。西方必须单独研究其气动布局、雷达和发动机。歼-10在北约代号中被称为“Firebird”（火鸟）。2007年，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公开承认，歼-10入列速度比预测更快。美国空军报道开始将其与F-16比较，问题从“你抄了谁”变成了“你和F-16比怎么样”。这意味着，中国终于有资格和西方坐在一张桌子上聊航空了。

2011年1月11日，歼-20首飞。中国航空工业将其命名为“威龙”。早期深色涂装被军迷称为“黑丝带”，银灰色涂装被称为“银河战舰”。到了西方媒体，搞怪外号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使用“J-20”或翻译为“Mighty Dragon”（强大的龙）。网传的“虎牙”虽非官方代号，却形象地描绘了隐身战机的威慑力——藏在云端，露齿即是绝杀。

2024年，歼-35A在珠海航展首秀，中国成为唯一同时公开展示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西方媒体再次直接使用其中国型号，严肃研究其隐身定位和未来部署。

从歼-5的“壁画”到歼-6的“农夫”，从强-5的“翻摊”到飞豹的“比目鱼”，再到歼-10的“火鸟”和歼-20的“威龙”，西方态度的变化清晰可见：最初认为中国只会复制，不屑一顾；后来承认中国能自研，但也带着轻视；最终，中国战机的发展速度迫使他们正视现实，研究这些飞机是否会改变未来空战模式。那些充满傲慢的笑声，自然也就消失了。